国语、普通话与华语.pdf

国语、普通话与华语 国语是不是普通话呢？ 实质上，国语就是我们所说的普通话。可以这样说， 国语是普通话的旧称，而今台湾还沿称国语，华语是普通话 在海外（例如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的称呼。过去，外国 人称普通话有时用 common speech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 有时还沿用 manderin, 而今呢，“普通话”的说 法越来越普遍，外国人干脆就用“普通话”的音译，叫 putonghua 了。著名学者唐兰曾向周有光先生讲 : “华语这个 名称最好， 华语这个名称在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行。 ”周有光先 生说 : “普通话是汉民族共同语，国语是中国的全国共同语， 华语是全世界华人的共同语。三个名称不是彼此排斥的，而 是相互补充的。 ”两位老前辈的话很有道理。 现在 《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规定普通话是国家通用语言， 就是在法律上明确了普通话的国语地位。 既然国语就是普通话，为什么还出来这样两个名称呢？ 国语和普通话这两个名称几乎是同时出现的。 前面说过， 1909 年，资政院议员江谦正式提出把官话 定名为“国语”，临危的清政府不得不采纳了这个建议。而在 此之前的 1906 年，著名学者朱文熊就提出了推行与文言和 方言相对的各省通用之语“普通话”的构想。后来著名语言学 家黎锦熙和文化革命的先驱鲁迅、瞿秋白等对“普通话”都有 所论述。“普通话”的“普通”在这里不是“普普通通，平凡、不 特殊”的意思，而是“普遍共通、普遍通用”的意思。但是不管 是“国语”还是“普通话”，人们并未取得内涵上的共识。 例如民 国初年的读音统一会认为国语就是“就国音而发”的“近文之 雅语”，是“一种极普通之官话”，当然这是很含混的说法。而 朱文熊所说的“普通话”也只是“各省通用之话”这样模糊的说 法。 1931 年，瞿秋白写文章批评五四以后白话文的发展发 生了偏向，成为“非驴非马的文体”，意指其为半文半白。瞿 秋白主张中国需要再开展一次俗语文学革命运动， 用“现代人 的普通话来写”。这“现代人的普通话”是共通的，习惯上中国 各地共同使用的；是大众的，也就是“俗话”，不是“雅语”；是 现代的，多音节的。 这样，我们大概可以分出当时“国语”和“普通话”的差别 在于前者是“雅”的，后者是“俗”的，前者是半文半白的， 与文 言藕断丝连的， 后者是大众的， 是中国各地正在实际使用的， 是大众都说得出，听得懂，写得来的大众口语，是比“国语” 更具普遍性和更接近人民口语的白话文。我们都听过侯宝林 先生的一段相声里模仿当时话剧里“国语”的口吻对话 : 欲坐人力车的乘客对车夫说 : “三轮，你好不好拉我去东四牌 楼？” 拉车的也这味儿 : “哦，东四牌楼，东四牌楼……你为什么要 到那里去？” 乘客 : “哦，我住家在那里。” 车夫 : “哦，你给八毛钱好喽。” 乘客 : “八毛钱，未免太多了一点。我只能给你三毛钱。” 车夫 : “哦，三毛钱！先生，我实在不能答应你的要求。”…… 你看，这是蹬三轮儿的口气吗？由此证明，由于时代的 局限，当时所说的国语并不完全是人民大众的口语，确实是 一种非驴非马的“近文之雅语”。 尽管如此，国语运动对于文言和方言来说绝对是社会的 进步，由于话剧、电影和广播的发展，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 的国语得到广泛的传播。人们记住了金山、赵丹、石挥、白 杨、舒绣文、上官云珠、周璇、孙道临、刘琼这些著名的影 星，同时也跟着学会了这些影星所说的国语。 新中国成立以后， 在采用“国语”还是“普通话”为汉民族 共同语的正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