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docxVIP

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和《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时代虽然不同，但今天重温延安时期的精兵简政，对于我们做好这项工作，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编 者 1941年11月，陕甘宁边区二届一次参议会期间，毛泽东把一份提案整个抄到了自己的本子上，重要的地方还用红笔圈起来，并且加了一段批语：“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造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毛泽东所说的这个“对症药”，就是精兵简政。1942年9月7日，毛泽东在为延安《解放日报》写的社论中也说：“党中央提出的精兵简政的政策，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 “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 1940年和1941年，各个抗日根据地遭遇到空前的物质困难。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陕甘宁边区出现这样的困难主要是由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造成的。 第一，脱产人员大量增加。1937年陕甘宁边区成立时，党政军脱产人员仅1.4万人，1938年亦仅1.6万人。1939年后，主要是1940年和1941年，国民党发动两次反共摩擦，用重兵包围边区，并伺机大举进攻。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被迫从前线陆续调回军队，保卫边区，导致脱产人员（主要是军队）从1939年起直线上升。1941年边区脱产人员达到7.3万人。脱产人员猛增，边区财政支出随之大幅增加。 第二，陕甘宁边区财政收入锐减。当时陕甘宁边区财政收入主要依靠外援。外援主要包括海外华侨的捐款、国内民主人士和抗日团体的捐助，以及国民党给八路军的军饷等。外援在边区的财政收入中占有很大的比例。据统计，外援在财政收入中所占的比重，1938年为51.6%，1939年为85.79%，1940年为74.7%。但是从1940年10月起，国民党停发了八路军的军饷，同时对边区实行断邮，国民党对边区的这种封锁政策，造成在当时环境下外援的大部断绝，边区财政极度困难。 第三，人民负担加重。中央曾经规定，党政军脱产人员不能超过人口总数的3%，但当时实际已经达到了5.4%，这样势必会增加人民的负担。以人民的公粮负担为例，从1939年的5万石剧增至1941年的20万石。1941年6月3日，陕甘宁边区召开县长联席会议讨论征粮问题。突然天下大雨，电闪雷鸣，延川县一位姓李的代县长遭雷击身亡。同时，一位农民的一头驴也被雷电击死。这个农民逢人便说：老天爷不睁眼，咋不打死毛泽东。这个农民的话引起了毛泽东的深思。毛泽东后来曾说：“那年边区政府开会时打雷，垮塌一声把李县长打死了，有人就说，哎呀，雷公为什么没有把毛泽东打死呢？我调查了一番，其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公粮太多，有些老百姓不高兴。那时确实征公粮太多。要不要反省一下研究研究政策呢？要！” 如何克服困难呢？当时的办法之一是开展以农业为中心的大生产运动，另一个办法就是实行精兵简政。1941年11、12月间，陕甘宁边区召开第二届参议会，李鼎铭等11人提出了精兵简政的议案。这个议案经过参议会讨论通过，迅速实施。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必须克服这个困难，我们的重要的办法之一就是精兵简政。” 精兵简政“必须是严格的、彻底的、普遍的” 边区参议会结束后不久，1941年12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了《为实行精兵简政给各县的指示信》，要求切实整顿党、政、军各级组织机构，精简机关，充实连队，加强基层，提高效能，节约人力物力。陕甘宁边区政府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先后在边区进行了三次精兵简政，取得了很大的成效。 1941年12月中旬，陕甘宁边区政府根据中央的指示拟定整编方案，开始了第一次精兵简政，到1942年4月基本结束。经过精简裁减掉了骈枝机构百余处，缩减了工作人员数千名，收获很大。但是由于缺乏经验，对精简工作的重要性也认识不足，在思想认识上提高不多，工作整体上改进不明显。 为此，1942年6月30日，陕甘宁边区政府第二十六次政务会议讨论通过《陕甘宁边区政府系统第二次精兵简政方案》，第二次精兵简政开始。这次精简工作的重点是建立边区政府本身的工作制度，上级机关也精简了一些人员，但又都充实进了基层组织，实际精简幅度不大。到1942年9月，第二次精简结束。在两次精简的基础上，陕甘宁边区根据中央指示准备进行第三次精简并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 1942年9月中旬，陕甘宁边区组织人员对之前的精简工作进行了认真检查。这次检查工作实际上是总结第一、二次精简工作的经验，发现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为第三次精兵简政工作做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在此基础上，1942年9月下旬，陕甘宁边区专门召集分区专员，延安、安塞、甘泉等县县长，以及其他一部分县、区、乡干部，举行简政座谈会。这次座谈会后，大家从思想上对精兵简政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