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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办主任讲党史】做“精兵简政”的红色传承人 “精兵简政”是党在延安时期的成功探索，不仅保证了党顺利渡过抗战中的最困难时期，也为根据地政权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察往知今，以启来者，从“精兵简政”中汲取营养，对做好新时代机构编制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抗战时期，为了使敌后抗日根据地更加稳固，我党在根据地大力开展政权建设，在政权不断健全的同时也带来了相应问题，如机构“叠架骈枝”，脱离生产的人员增多，群众负担加重。1941年11月，在陕甘宁边区二届一次参议会议上，李鼎铭先生提出《政府应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避免入不敷出、经济紊乱之现象案》。这份提案与中共中央正在开展的解困探索相符合。毛主席把提案抄到自己的本子上，重点处还用红笔圈起来，并写了批语：“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造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提案获得通过并通令执行。中央要求各根据地切实整顿党、政、军各级组织机构，精简机关，特别是减少机关行政人员和部队非战斗人员，重点开展了“裁、减、缩、并”工作：“裁”，即裁去不适合的机关或骈枝部门，原有人员、事务由相应机关兼管；“减”，即在上级部门驻扎地，实行驻地兼理，不设相应下级机构；“缩”，即缩小机构，缩小编制、减少人员；“并”，即合并相同工作性质的机构，合署办公。 精兵简政触及了一些人利益，实行中并非一帆风顺，尤其是在初始阶段遭到了种种不解和抵制，消极精简、抵触精简、粗放精简和敌特谣言扰乱等情况时有出现。中央高度重视精兵简政工作，多次下发指示文件，妥善解决出现的问题。1942年9月7日，毛主席专门撰文论精兵简政，及时纠正工作中的偏差。时任中央军委秘书长兼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陶铸两次在《解放日报》发文谈精兵简政。《解放日报》有针对性地刊发了题为《转入生产中去》的社论，扭转了编余人员的错误观念。1943年6月29日陕甘宁边区政府连续发出《关于编余人员送分区安置处理原则的规定的训令》和《关于执行“编余人员送分区安置处理训令”之补充办法》两份指示文件，从制度上规定了具体方式方法。 1941年12月至1944年1月，党中央和各根据地经过精兵简政，精干了上层、充实了下层，明确了职责、完善了制度，克服了分散主义、本位主义，解决了各部门之间存在的“彼此对立，互不相谋”现象，改变了“水小鱼大，兵多难养”状况，出现了“兵精粮足，政简民便”新局面，提高了党政机关和军事机关工作效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央革命根据地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历史，是一部丰富生动的教科书，广大干部和党员应该不断从中得到教育，受到启迪，获得力量”。九江市委编办准确把握市委的工作机关、政治机关的角色定位，坚持以更高站位、更高视野，牢记初心使命，秉承“忠诚、守矩、服务；同心，同向，同行”的九江编办精神和“编制有限，服务无限；机构有规，改革无尽”的工作理念，不断提升机构编制工作水平，做“精兵简政”红色传承人。 一是传承党管机构编制的政治规矩。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党管机构编制，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胸怀“两个大局”、心系“国之大者”，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坚决做到谋划工作体现政治站位、推进工作体现政治担当、检验工作体现政治标准，把党管机构编制原则落实到机构编制工作的全过程和各方面。围绕加强市委对重大工作领导的体制机制，自觉担起《中国共产党机构编制工作条例》赋予的政治责任，通过“三定”规定修订等方式，完善相关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强化党的部门归口管理、统筹相关领域工作的职能。同时，推动各级各部门党委（党组）扛起本地区本部门机构编制工作的主体责任。 二是传承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精兵简政”是毛主席一贯坚持的群众路线在政权建设中的生动体现。传承历史经验，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机构编制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紧密衔接“三定”、权责清单，合理安排、动态调整机构编制。回应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妥善处理严控机构编制与满足发展需要之间的关系。围绕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养、病有所医等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研究其体制机制原因，想方设法提供机构编制保障和服务，努力解决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和“烦心事、揪心事”。 三是传承机构编制刚性约束的斗争精神。机构编制工作是配置党的政治资源、执政资源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强化机构编制刚性约束是机构编制法定化的本质要求。传承历史经验，就要以《中国共产党机构编制工作条例》和各项配套法规为依据，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维护机构编制的严肃性、权威性。坚守动议、论证、审议决定和组织实施四个关键环节，严格按程序办理机构编制事项。在巡视巡察、党委督促检查和选人用人专项检查、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中，推进机构编制常态化监督。 四是传承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加强调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