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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与学术的变奏 整理国故运动中的胡适 启蒙与学术的变奏colon;整理国故运动中的胡适 各位同学、老师们，大家晚上好，非常欢迎大家今天来参加由北京大学儒行社、北京大学哲学系团委学生会主办的本次讲座。我们今天晚上非常有幸邀请到了陈来教授，为我们讲授题为“启蒙与学术的变奏——整理国故运动中的胡适”的讲座。 首先请允许我简单介绍一下陈来教授。陈来老师，哲学博士，现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曾担任哈佛大学、东京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台湾中央大学等校客座教授。现兼任全国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中华朱子学会会长，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史馆馆员，以及多所大学的特聘讲座教授、兼职教授等。有著作多种，除三联书店出版的“陈来学术论著集”十二种外，还有《东亚儒学九论》、《孔夫子与现代世界》、《回向传统》等多部著作。那么，现在就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并有请陈来老师为我们带来精彩的讲座！ 刚才吃饭的时候，我们哲学系的同学说，我以前好像很少在北大做讲座。确实是这样。我自己认为，我有资格被称作是“老北大”，因为我在北大三十年，应该说经历、经验各方面，跟北大的时间是比较长的。不过要说讲座呢，的确是。我这些年在外面讲座倒不少，比如有些兄弟院校，像复旦哲学系、武大哲学系，这些地方讲了不止两三次了。但是在北大确实很少讲座。主要的原因，我从九十年代就有一个想法，因为北大的社团太多了，如果答应了这家不答应那家，就不合适。一百多个社团，如果搞讲演，就耽误好多时间。所以从93年开始——93年我好像讲过一次，就是“国学热”的时候——后来基本没讲了。唯一的一次例外，是在中文系讲过一次。今天可以说很高兴。我现在可以说不在北大直接工作了，间接的工作还有，我现在不用操心北大的学生社团不断地找我，所以我以后也可以常来。（掌声） 今天我讲的题目，和我以前在中文系讲的那个意思是一样的。总体来讲，对近代文化我有一些自己的看法，这些看法和我们北大这些年来主流的看法不太一样。我们北大是有些“包袱”的，我在北大的时候也经常批评北大，现在就少批评些吧。因为北大是有些“包袱”的，从新文化运动以后，我们背负了新文化运动的包袱，这对我们有很多的限制。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在01、02年，人民大学就把孔子像请进了校园，放在了图书馆前面。我们当时开会，我就对校领导说：北大就不敢把孔子像请进北大的校园。然后我们的校领导就点头。以孔子这样一个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教育家的身份，“孔子像”应该说在大多数的校园，都已经矗立着了，但是孔子像要进到北大还是困难重重。当然，不仅是孔子，有的其他的应该进的塑像也不能进。所以，应该说，在北大，我们自己还背负着一些沉重的“包袱”，还没有甩掉。其实北大一开始是“兼容并包”的，我们把“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精神传统丢了，只能有一种传统，只能有新文化运动的传统，其他的各种传统都不能有，我觉得这是形而上学的淡化。中国近代，一些进步的文化思潮，进步的人物，是多种多样的，是多元的。中国近代进步的形态不止一种，不止“拥抱西方、鼓吹进化”这一种。所以我们要对近代以来的文化、思想，有更宽容的、包容的意识。因为时间的关系，这个就不多说了。 今天的报告讲的是胡适对于国学的态度。这是个比较大的题目，今天的报告限制在1920年以前，重点放在19世纪20年代。19世纪20年代是“整理国故”的时期，这是我们的重点，下面我们就开始。 第一个问题，讲讲他早期的思想态度。胡适一生在很多问题上是有变化的，就国学来讲也是这样。早期，1915年，他在美国学习的时候，他在知识上是肯定国学的。他在1915年的日记里写过这样一段话：“我遇到的欧洲学生，不管是德国人、法国人、俄国人或巴尔干诸国的人，都深明其国之历史政治，通晓其国之文学。其为学生，而懵然于其祖国之历史政治者，只有两个国家的学生，中国与美国是也。吾国之学子（指在美国的中国学生），有几人能道李杜之诗、左迁之史、韩柳欧苏之文乎？”他日记里还用半文半白的。最重要他后面讲：“可耻也矣！”对自己国家历史文化不了解是非常可耻的。所以我们看，暂且不说其中的政治，在胡适当时的意识里面，一个人必须要了解自己国家的历史文化，如果不了解自己国家的历史文化，那是很可耻的。胡适当时还很年轻，但是这种说法，已经很接近10年前，也就是1905年、20世纪初流行的一种看法，就是当时的邓实、黄节这些人的“国学”论。当时黄节讲“一国必有其学，一国之人必珍视其国之学。”早年晚晴的国学派讲“国学救亡论”、“国学爱国论”。要救国，一定要存学，要了解、珍视自己的国学。当然，1915年的胡适还没有达到邓实“国学爱国论”的程度，他也没有用到“国学”的概念，但显然在知识的了解和探求方面，胡适对作为知识的国学之研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