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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重于德 小人重于利 君子重于德comma;小人重于利 《菜根谭》说：做人无点真恳念头，变成花子，事事皆虚；涉世无段圆活机趣，便是个木人，处处有碍。人生在世，实在做人和灵活处世是为人处世的最佳标准。二者同存，则有相得益彰之功效；二者择一，则有唇亡齿寒之损失。要想不虚度此生，不妨从实在和灵活处做起。 勤者敏于德义，而世人借勤以济其贫；俭者淡于货利，而世人假俭以饰其吝。君子持身之符，反为小人营私之具矣，惜哉！勤奋的人应该努力在品德和义理上下功夫，可是有些人却仰仗勤奋来解决自己的贫困；一个俭朴的人应该把财货和利益看得很淡泊，可是有些人却假借俭朴为名来掩饰自己的吝啬。勤劳和俭朴本来是有才德的君子立身处世的法则，不料反倒成为市井小人营利徇私的工具，真是叫人感到惋惜。 曾国藩淡于私利却名满天下 河南少林寺有一块奇异的石碑，上有释迦牟尼、孔子、老子三人的合体像，一为佛祖，一为儒圣，一为道尊。此石碑上刻有碑铭赞语：“三教一体，九流一源，百家一理，万法一门。”意思是说江河百流，终归大海，教理不同，方法各异，却都能达致最高境界。 曾国藩就如这样一块石碑，身上刻有中国不同传统文化流派的印迹，出世与入世互相统一，世事洞明却又纠缠其中。 曾国藩于咸丰四年，在湖南老家招募兵勇，创立舟师，训练湘军。自与太平军开战后，运筹帷幄，谋勇兼备，知人善任，调度有方，屡建奇功，多次受到清廷的恩赏和嘉奖。 咸丰十一年十月，两宫皇太后授权曾国藩，统辖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军务，节制提督巡抚以下各官，可谓权绾四省。同治元年正月，又加授“协办大学士”，从而成为清朝自开国以来权势、地位最高的汉臣。而曾国藩的弟弟们也兵权在握，四弟曾国荃统兵近二万，由于屡立战功，仅同治元年就受到了清朝最高统治者的七次表彰；五弟曾国葆也统兵五千之众。曾家兄弟权倾朝野，曾氏家族堪称“天下第一家”。正如曾国藩自己所云：“余家目下鼎盛之际……近世似此者，曾有几家？” 家门的极盛，并没有使曾国藩得意忘形，却使他感到忧心忡忡，且小心翼翼。他认为，家道的长久，不是凭借一时的官爵，也不是凭借一两个人的发迹来维持的。当家道鼎盛的时候，要做家道衰败时的考虑。上天既能使我们处于今天丰厚顺达的境地，就能使我们处于明天艰难困苦的境地。 曾国藩知道，功高名显，必然会招来嫉妒和仇视，所以与人分享利益和名誉是曾国藩的一贯做法。每次打仗，他都不以首功自居，而是将下属或是同僚的名字放在前头。 曾国藩在担任两江总督的时候，为了搞好关系，曾国藩就特别注意将满人都督官文的功名摆在自己之前。后来，曾国藩费尽心思将长江水师改经制水师，做了这样一件很大的事，曾国藩又将官文的名字推到自己前面。 这是为什么呢？曾国藩分析了官文的为人。官文既仇视湘军，又沾了湘军的光。不是湘军的胜利，哪有他的一等伯爵？贪名贪利，毫无定识，更无风骨，对于这样的贪官，为了促成水师制，不让他反对，给他点好处，他就会站在你这边。因此在给太后、皇上的折子里，如果建议改制后的长江水师统领让官文做，大家都做他的副手，他一定会乐意。这样既可以减轻官文对湘军的嫉恨，又可拉拢他一起做事，借此消除满人对湘军的仇恨和排挤。 后来的发展证明了曾国藩的做法，无疑是明智之举。 自古名利太过都是祸害，与人分享才能与人共处。在曾国藩做官后期，正是凭着这样一种自谦，与人为善的原则，才使他晚节得保，并在韬光养晦之中达到最高峰。 霍光生时重利亡后名利尽失 老子曾说：“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遂身退，天之道也。”就是告诫人们与其过分自满，不如适可而止；锋芒太露，势难保长久，金玉满堂，往往无法永远拥有，富贵而骄奢，必定自取灭亡。只有功成名就，急流勇退，抛弃一切名利，才合乎自然法则，才能永久。汉代骠骑将军霍光就是因为没有“功遂身退”而招致家族灭亡的。 霍光，字子孟，汉朝人，是骠骑将军霍去病的异母弟。由于霍去病的关系，霍光十几岁便入朝做官。武帝时为奉车都尉，后擢为大司马、大将军，受武帝遗诏辅佐幼主，位居五辅臣之首，执掌朝政二十年，勤政纳谏，轻徭薄赋，百姓充实，四方少数民族归顺，连辅两代皇帝，鞠躬尽瘁，恪守臣道，未尝有过。然不晓“人满天概”之理，致使族党满朝，权倾朝野。 霍光死后，汉宣帝亲政，夺了霍氏家族的兵权。之后又以谋反罪，铲除了霍氏家族。霍光在世时，宣帝对之十分惧怕，“光从骖乘，帝内严惮之，若有芒刺在背”。然而，在他去世后，族人却遭到了残酷地杀戮。所以人们说：“霍氏之祸，萌于骖乘。” 俗语云：老年疾病，都是壮年招得；衰时罪孽，都是盛时作得。因此，人们要以霍光为鉴：斗斛满则人概之，人满则天概之。霍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