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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住最好时机破解三农难题 抓住最好时机破解三农难题 一、目前是中国农村发展环境最好的时期 “春江水暖鸭先知”。作为一名基层干部，深感现阶段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环境是迄今为止最好的时期。从政策层面上，有了一个很好的政策环境，从舆论氛围上，创造了一个良好的舆论环境。2021年中央1号文件专门就农民增收问题下发文件，是历年来力度最大、反响最强烈的文件。广大农民群众和基层干部把中央1号文件誉为当前“三农”问题的“百科全书”、农民致富的“冲锋舟”，为之拍手叫好。 目前党和国家领导人心系“三农”，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积极谏言献策，专家学者提出了很好的建议良言，各级干部也在大声呼吁，基层干部按照政策要求，在实际工作中正开始热火朝天的贯彻执行。但是许多基层干部，有个共同的感受是中央1号文件出台前大家千呼万唤，出台后又猛然不知如何下手抓落实，这反映出基层干部在做农村工作中如何科学理解领会中央精神、如何积极主动地落实中央决策等方面还存在一些差距。但大家也感觉到，有两对矛盾需从政策层面解决。一是“三农”政策与各级基层落实之间的矛盾；二是“三农”问题的研究与实践之间的矛盾。这两对矛盾过去存在，现在存在，将来也会存在。因此， 在政策的制订上，必须体现高效率、低成本、易操作；在抓落实上，必须是“横到边，竖到底”，不留死角。 学者和研究机构既要有使命感，又要切忌片面性、理想化。实践者既要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主人翁意识，又要防止盲从和畏难情绪。 二、“三农”问题必须拆分细化逐项解决 “三农”是一个集合概念，它是农村、农业、农民的合称。农村是一个大概念，农业是一个产业，农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是一个弱势群体。农民问题是“三农”的核心，解决农民贫困问题是解决“三农”问题的突破口。正如一位学者所言，“三农”问题急不得、慢不得。因其是历史造成，并在历次体制变动中不断积累起来，不可能一蹴而就。市场经济的实践也证明，解决“三农”问题必须科学、理性，从最关键、最薄弱的环节和瓶颈入手,拆分细化，逐项解决。 三、解决农村问题要三管齐下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出台了农村三项政策，即土地二轮承包期限三十年不变、减轻农民负担和粮食保护价收购政策。当前解决农村问题应该从三方面入手： 第一，当前应该急速出台土地“永佃”，使用权继承、抵押、转让的土地政策，建立一个能使土地迅速流转的平台，如建立农村政策性银行，赋予其经营货币和经营土地的职能。 第二，加大财政对农村的支持力度。改革开放二十年，仅城市建设用地一项，城市就从农村拿走增值的2万亿。 1979--1994年的16年间实行农副产品剪刀差，农村就向城市贡献15000亿。目前，占全国70％的农村人口金融资产不足30％，城乡差距越拉越大，现在农民的人均纯收入与城市居民的人均纯收入之比为1：4，这是建国以来差距最大的时期。因此，政府对农村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必须加大对农村的财政支持力度。建议每年全国人大的例会审议财政预决算报告时，专题审议财政支持农村预决算执行情况。各级人大例会也照此执行，使财政支持农业制度化、法制化，不再因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因领导人的更迭而变化。力争在近年内将财政支持农业资金量由现在的占年度财政收入10％左右提高到16％左右，达到发展中国家的中上等水平。 第三，建立有效的农村管理体制。建立有效的农村管理体制不仅是政治的需要，也是经济的需要。现有的农村管理体制特别是乡镇已不适应当前农村的发展，乡镇政府被赋予越来越多的义务，官僚主义、机构膨胀、收费欲望强烈，因此必须重新构筑乡镇治理机制。现在有一种建议，撤销乡镇政府，从基层的实践来看，这种建议不现实。目前我国现阶段城乡二元结构和收入差距扩大的矛盾突出，城乡人口比例4：6，城乡收入比例4：1；农村劳动力就业和社会稳定压力大。加之我国地理条件复杂，农村防灾、抗灾和救灾能力脆弱，防灾抗灾任务繁重。需要有强有力的政权机器和政治动员能力，需要基层政府行使职能保护产权、维护法治、维护市场秩序、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乡镇治理机制如何设计？中央党校曾业松教授提出的“建立乡镇村一体的自治行政体系”的构想，很符合农村实际，就是在党的统一领导下，按照地方行政自治的思路和原则，使行政体制和自治体制结合起来，使乡镇政府具备更多的民意基础和责任意识。 四、解决农业问题要充分考虑产业规律 正确认识农业是一项产业。 以工业理念指导农业的确是不少地方的实践，但目前一些地方还停留在微观层面，还没有从宏观上将农业作为一项产业来对待，从产业政策上来研究。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农村更应该把农业作为一项产业来对待，这个产业不管是弱势产业还是强势产业，还是传统农业状态下的小农产业，它毕竟是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