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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人物流变史 先进人物流变史 历史学者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曾发出如此一个疑问，作为清官模范的海瑞，行为古怪，开罪众人甚至皇帝，为何能顺利做官，直到死去？ 作为当时的“先进人物”，“海瑞从政20多年的生活，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纠纷。他的信条和个性使他既被人尊重，也被人遗弃。没有人按照他的榜样办事。” 然而，他是必要的，是体制的产物，作为“软规范”和调和剂的合体。体制有什么样的需求，社会需要什么样的凝聚力，我们就要产生什么样的先进人物。 哲学家弗洛姆說，“每一个时代模范，都是意识形态的形状，他们要說的话，就是体制的话。” 先进人物作为一种符号，流变至今，还可以看到时代风物的印记，无论是社会的变革、战争的激情、经济的发展还是文化的风霜，都可辨析。 先进人物的流变史，是一部体制史，也是一部社会符号史。 不言的身教：古代也有先进 中国最古老的“推先进”的完整过程，大概发生于公元前两千多年前。那个最古老“先进人物”——虞舜，是在《尚书·尧典》产生的。 当时，国家遭遇大洪水，殚精竭虑的尧帝因此四处寻找治水的人才，鲧、共工等人先后被人推举出来，结果被证明能力和道德都不足。于是，尧帝将目光投向民间，有人推举来自平民的虞舜。后来，虞舜不仅治水得力，且善于治家。尧帝又将自己的两个女儿嫁给虞舜看他怎么教育和规训，最后认为虞舜的品德和能力足以成为天下的表率，就将帝位让给了虞舜。 从这段史料我们可以看到，最早的“先进”，就带着某种“政治任务”被挖掘出来。首先要能治水，然后道德足以“光宅天下”。而尧帝的发掘和让位，本身也成了某种流芳后世的榜样。 当我们从中国历史的源头开始考察“推先进”的历史流变，可以发现我国重视先进人物塑造，主要来源于“不言”和“身教”的政治心理学。 “不言”，其字面意思指“不依靠语言”。古人挂在嘴边的“圣人”其实从某种程度上，也就是一种“先进”的代名词。需要人们来观察、模仿和推敲其中的行事准则，如《道德经》所說，“圣人行不言之教”。 各个朝代都以儒家为核心进行教育宣传，孔子的“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就是所谓“身教”最著名的言论，认为一个先进人物给旁人带来的引领效果犹如命令般强大。 古代的先进人物的特点，以儒家传统的“仁义礼智信”的品格为主，从蒙童必学经典《三字经》中可管窥一二：“头悬梁，锥刺骨”說的是苏秦的发愤勤学；“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說的是孟子母亲的悉心教育；“香九龄，能温席”說的是东汉黄香为父母暖被的事。 按汉代董仲舒所說“躬亲识此于上，而万民听善于下也”，倡导并树立社会层面的“带头人”，可以教化万民，安邦立国，维护封建王朝的统治。 对于古代陈旧封闭的先进榜样，人们或许早已厌倦。例如，鲁迅曾說到他看孝道“先进人物宣传册”《二十四孝图》的感受。 有个年过70岁的孝子，不小心摔了一跤，为了不让父母发觉，竟装婴儿啼哭的声音，并在地上打滚，逗得父母哈哈大笑。鲁迅认为，这样的装佯，简直侮辱了孩子。“道学先生以为他白璧无瑕时，他却已在孩子的心中死掉了”。 而另一个孝子，因为自己的母亲省吃俭用，把吃的留给孙儿，就索性埋了儿子。鲁迅吐槽道，从此最怕听到父母愁柴米；祖母又老了之类，“倘使我的父亲竟学了他，那么，该埋的不正是我么？” 灯塔转向：从战场到商界 近代中国风起云涌，尽管无数极具个人魅力的学人和志士宛若星空、各领风骚，然而在从封建走向共和的多变历史中，政府机构脆弱又不统一，忙于内忧外患，疏于社会管理，更无暇树立官方榜样。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先进人物才算真正走上现代历史舞台。 建国伊始，保家卫国、为国捐躯是时代主流，刘胡兰、邱少云、黄继光、董存瑞这些先进人物大都来自战场，属于“英雄式”与“牺牲式”的楷模。 进入建设时期后，百废待兴，艰苦创业、刻苦耐劳成为另一个时代精神支柱，例如雷锋、蒋筑英、王进喜、焦裕禄等先进人物，都具有“为国家牺牲小我、艰苦开创”的共同特质。而事实上，这些人物确实产生了巨大的精神感召，雷锋班、进喜队等无一不是这种感召的烙印。以钱学森等科学家为代表的海外学子陆续归国，也成为以“爱国创业”为核心产生过巨大感召力的先进代表。 文革“摧毁一切”的精神洗礼之后，中国开始了现代化的艰难跋涉，思想在融冰和解放之后，开始迈向多元化。 1978年，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让陈景润家喻户晓，那个“全世界离那颗明珠最近的人”成为了当时“科学春天”里的明星。另外，如李四光、茅以升、竺可桢等科学家也纷纷走进教科书。 女排精神作为当时另一种精神标本，“团结协作、永不言败”超越了体育范畴向各行各业延伸；而高位截瘫的残疾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