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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赫玛托娃等诗人与中国诗歌文化 阿赫玛托娃等诗人与中国诗歌文化 俄罗斯文艺 2002年12期 对于诗歌的热爱，在俄罗斯是一种普遍现象。在莫斯科和彼得堡等城市的广场旁、街 头的白桦树下、地铁里或者公共汽车上，往往都可以看到不同年龄层次的人们，手捧开 本不一的诗集，沉迷入阅读欣赏之中。与这一景象相适应，俄罗斯写诗的人也不少，所 以才有这样一句广为流传的话：诗人诗人何其多，每片树叶都有两人去讴歌。看来，除 中国之外，俄罗斯也是一个相当可观的“诗国”了。 然而俄罗斯诗歌的历史并不十分悠久。12世纪的民间英雄史诗《伊戈尔远征记》之后 ，诗坛沉寂了数百年之久。18世纪才出现第一批俄罗斯诗人，但其诗歌成就很为有限。 直到19世纪20年代，以天才的诗人普希金为先导和核心，俄罗斯才出现了诗歌的真正繁 荣，形成了俄罗斯诗歌史上的“黄金时代”。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白银时代”，诗 歌再度勃兴，涌现出一大批杰出诗人，与“黄金时代”交相辉映。在20世纪的漫长岁月 里，俄罗斯诗歌和它的创造者一起，走过了一条曲折的道路，留下了累累硕果。其间， 由于中国诗歌传统的巨大存在，俄罗斯诗人们心仪中国这一诗歌大国，与中国诗歌文化 发生了密切的联系，并因此而丰富了自己的诗学思想与诗歌创作，在中俄文化关系史上 写下了崭新的篇页。 这里我们首先应当提及的是“俄罗斯诗歌的月亮”安娜·阿赫玛托娃(1889—1966)。 这位女诗人在自己的国度被认为是20世纪诗坛上屈指可数的“几十年间始终使读者怀有 好感的诗人”之一，她的诗作则被看成“复杂而伟大的时代百感交集并思考许多问题的 现代人的抒情日记”(注：亚·特瓦尔多夫斯基：《安娜·阿赫玛托娃》，《复活的圣 火》广州出版社，1996年版，第109、111页。)。除此而外，她在诗歌翻译方面也颇有 成就。1965年，《诗人的声音：安·阿赫玛托娃所译外国诗人作品选》一书在莫斯科出 版，其中就有她所翻译的中国诗人的作品。1969年出版的俄文版译诗集《东方古典诗歌 》，也收有阿赫玛托娃翻译的中国诗以及印度诗、朝鲜诗和埃及诗。 让我们先看一下20世纪50年代阿赫玛托娃给她的儿子列夫·古米廖夫的一封信中的一 段话： 我在继续看中国古文献，又碰到了匈奴。这是公元一世纪的事。两位汉人(苏武和李陵 两位将军)被匈奴俘虏，在匈奴那儿住了19年。后来一位将军(苏武)返回故乡，另一位 吟诗相送，这首诗歌已被译成英文(无韵体)。(注：《阿赫玛托娃诗文集》，马海甸、 徐振亚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381页。) 列夫是阿赫玛托娃和诗人尼古拉·古米廖夫的唯一的儿子。他历经磨难，后来成为专 门研究东方历史和文化的史学专家，写有关于匈奴的学术研究专著多部。因此，阿赫玛 托娃总是把自己所接触到的、和东方历史文化有关的资料及时告诉他。阿赫玛托娃信中 所说的苏武、李陵之事，见于我国东汉时代班固所撰《汉书·苏武传》。她所阅读的“ 中国古文献”，此处当指《汉书》(具体为何种译本，不详)。《汉书》中记载：匈奴与 汉和亲之后，苏武终于获准返汉，于是李陵置酒祝贺苏武。席间，李陵起舞并歌，歌曰 ：“径万里兮度沙幕，为君将兮奋匈奴。路穷绝兮矢刃摧，士众灭兮名已。老母已 死，虽欲报恩将安归!”阿赫玛托娃将李陵所吟唱的这首诗歌以散文体译成俄文，附在 致列夫的信中。若将她的译文再“回译”为中文，则是；“我行程万里/穿越茫茫沙漠/ 效忠皇上/去抗击匈奴/……”她希望自己“从古文献中摘录的这些内容和逐字逐句的译 文”能引起儿子的兴趣，并对他的研究有所助益。无庸赘言，阿赫玛托娃的这一阅读和 翻译，也是她本人认识中国诗歌文化的一种方式。 在致其子列夫的上述信件中，阿赫玛托娃还提及：她见到了1954年北京外文出版社出 版的我国先秦诗人屈原的诗作(英文版)。在此之前，她曾将屈原的长诗《离骚》译为俄 文，译文后来收入俄罗斯著名汉学家费德林编选的《屈原诗集》(1954)一书中。阿赫玛 托娃不懂中文，她是依据其他外文译本、在费德林等俄国汉学家们的帮助下转译《离骚 》的。为了使自己的翻译尽量贴近原作，阿赫玛托娃在翻译之前曾请费德林等人给她提 供一些有关中国诗歌的资料，以便了解中国诗学、音韵和调性等。另外，她还请费德林 多次给她用汉语朗诵《离骚》，为的是“听一听屈原原作的读音、他的诗段的韵律”。 以同样的方式，她还翻译了我国唐代诗人李商隐的一些无题诗。阿赫玛托娃的这些译作 ，在俄罗斯读者中受到广泛的欢迎。费德林认为，阿赫玛托娃的翻译，是“在我们眼前 复活了中国远古歌者的声音。那声音清纯不虚假，充满心灵的激情与悲剧情节。原本是 陌生的外国诗，我们眼看着它渐渐地变成了自己的、我们感到亲切的诗。这种变化实际 上是让中国诗在俄国土壤上二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