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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两种形态 一 从实质上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与互动的过程。这一过程每一大的阶段必然要经历从理论到实践和从实践到理论两个飞跃,产生实践探索的成果和理论探索的成果这样两种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大成果。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毛泽东于 1938 年 10 月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的崭新命题,是一个通俗性的简洁表述。其学理性表述和思想实质,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正如毛泽东 1939 年 10 月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所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 ”[1]1941 年 5 月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对此作了更精致的表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2]由此可见,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必然产物。因此,只有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其成果,才能科学地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才能完整地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成果。 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来解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里的“化”就包含着具有紧密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两化”:一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二是中国经验的马克思主义化。前者说的是马克思主义要指导中国实践,就必须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不断探寻既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和建设道路,否则,离开中国特点谈马克思主义,只能是抽象的马克思主义,而这种马克思主义是没有任何实际用处的。后者说的是在对中国实践经验的总结中做出新的理论创造,不断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前者说的是应用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后者说的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前者体现了抽象和具体的关系,后者体现了坚持和发展的关系。其实,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这两种实质性含义,毛泽东在延安时期都讲到了。在最初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时,毛泽东的确强调的是第一个方面的含义。在六届六中全会所作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毛泽东指出:“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3]。这里的“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就是在《毛泽东选集》正式出版时,为避免发生误解而由最初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语改动而来的。可见,当时毛泽东所讲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要指的就是“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但是到了 1941 年 9 月,毛泽东在《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讲话中已经讲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之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层含义,这就是他在使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法的同时,提出了“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的命题。他说:“我们反对主观主义,是为着提高理论,不是降低马克思主义。我们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4]1942 年 3 月,毛泽东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讲话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层含义讲全了。他说:“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只有一般的理论,不用于中国的实际,打不得敌人。但如果把理论用到实际上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创造些新的东西,这样就用得了。”[5]在这里,“解决中国问题”和“创造新的东西”,表达的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层实质性含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这两层实质性含义,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所要达到的双重目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过程。这既是一个不断实践的过程,又是一个不断认识的过程。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观点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层含义和预期目标即应用马克思主义以指导中国的实践,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体现了从认识到实践的飞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层含义和预期目标即在对中国丰富的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做出新的理论创造,体现了从实践到认识的飞跃。还在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前一年,1937 年 7 月在《实践论》这篇哲学名着中,为了从认识论上清算割裂理论和实践辩证统一关系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对中国革命的消极影响,特别是剖析长期拒绝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教条主义的严重错误,毛泽东提出了认识过程的两个“飞跃”的观点,第一个飞跃是在实践的基础上由感性认识能动地上升到理性认识,第二个飞跃是由理性认识能动地到革命实践,即由实践到认识、再由认识到实践。他特别强调第二个飞跃意义更加重大,这不仅因为理论是否正确必须经由实践加以检验,而且因为获得理论的最终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