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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高考改革的历史方位  高考改革，重大而敏感。自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中国高考制度走过了三十多年的历史，为选拔人才、维护社会公平与稳定、引导教育方向作出了重大贡献。作为一项基本的社会制度，它的内容与形式永远是与社会的发展进步联系在一起的。  近十年，中国社会转型带来的巨大变化，决定了高考改革的活跃是必然的。  聚光灯下，没有完美。  万人瞩目的高考改革，每走一小步，几乎都会有争议。然而，迈步却是历史不可阻挡的趋势。正如很多人既承认以分取人的现实合理性，又不得不承认，自主招生、面试考查是未来的方向一样。  十年的高考改革，就是在这种纠结中一点一点走过来的。  但是，当我们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待这些改革，当我们把改革放到整个社会的大背景下来审视，距离起点，我们已迈出了一大步，更重要的是，那些微光不再弱小，那些松动不再无意义。历史方位永远比一时一域的争论重要。  让我们用特写镜头，聚焦十年高考改革最活跃的地区，从中寻找中国高考改革的历史积淀。  一张“好试卷”：引发人才观念的深刻变革  2012年6月高考一结束，针对高考试题的讨论便纷纷扬扬。  作文是一大热点。  自从2004年11省（市）分省命题之后，每年这时候，便开始了各省（市）作文题“大比拼”。  今年，上海题“曾被舍弃的微光”在网络评价中拔得了头筹，被认为“很有写的冲动”。  如果把近十年高考作文题摆在一起，可以明显地看到一个趋势。  “近年来的高考作文，越来越重视对人生的思考和对社会问题的思考。目的是引导学生关注社会、思考人生、认识自我。”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语文特级教师肖远骑分析道。  作文不过是社会关注高考的一个窗口。  在更多领域，从考知识变为考能力，从考记忆变为考理解，从考认知扩展到考实验，从考书本扩展为考生活，深刻反映了人才观的变化。  与十年前不同的是，这种体现是“实实在在”的。  “过去说考试要考查学生的能力，但对能力概念本身界定不清，如何确定学科能力也不清楚。因此命题也难以体现以考查能力为本的思想。”上海教育考试院原院长李瑞阳介绍说，“近十年上海命题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真正实现了从以考查知识为本位，转变为以考查能力为本位。”  这是一个以课程标准为蓝本，重新厘清各个学科要求培养的学科认知能力、实验能力或实践能力的过程。  这是一个重新界定能力内涵的过程。  这也是一个运用现代教育测量学的过程。  于是，文科普遍注重对材料的分析、归纳和评价能力的考查；理科加大了对实验过程、步骤、数据处理和数据解释、反思、评价的考查。高考内容与课程标准的对接为素质教育的实施提供了重要的牵引力。  “知识要求看似容易，实际认知能力要求很高。”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靠训练是考不了高分的！”  从2010年起，北京语文试卷中，一种新题型——阅读延伸题替代了过去的“语言游戏”题。延伸题要求学生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对文本的内容或形式有所体察、阐发与评价，并考查学生基于知识积累和生活经验对文本意蕴进行思考、领悟与阐释。一道题，就可见“理解能力、运用经验的能力、思辨能力和表达能力”。  能力本位在试题上的落实，对中学教学的影响是显著的。  小张同学考入北师大二附中后，老师便告诫她：“在校三年，除了要完成书本的学习外，还有社会实践活动，还必须读完20本小说。不读小说，不参加实践活动，你想考上一个理想的大学，那几乎是不可能的。”  清华附中语文特级教师崔琪上语文课，最关注两个能力，一个是阅读能力，一个是质疑能力，讨论思辨成了她课上的家常便饭。“死记硬背的时代早就过去了！”  高考与学生玩“猫捉老鼠”的游戏，一直被大家所诟病，高考命题一度走入偏题、怪题的死胡同。十年间，这种现象得到明显改观。  “北京在近十年内命题方面的一个最大变化是，原来是挑毛病比较，现在是找出个人的长处和优势进行比较，也就是，首先学生能读懂；第二，要适当，入门容易，答完整很难。”北京教育考试院副院长臧铁军说，“目的是让学生的能力表达最大化。”  崔琪印象比较深刻的是，考作文，从“规定文体”，到“不限文体”，从“碰运气”，到“人人有话可说”，“越来越公平”。“如果只考议论文，那么擅长文学表达的学生就没有什么发挥空间了。”崔琪笑称：“高考题应该善良。”  偏题、怪题并不能识别真正的人才，相反，还会导致“指挥棒”误入歧途。回归主流价值导向，无论是对科学选拔人才，还是对引导素质教育的方向，都极其重要。  人才选拔观念的落实，是以命题技术的进步为支撑的。  近十年，尤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