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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第二学期《文献检索》科目考查卷
专业:汉语言文学(网络采编) 班级: 任课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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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澧“经学思想”研究综述
摘要:陈澧是晚清著名的经学家,思想家,学者。其经学思想破汉、宋门户之见,集晚清学术之大成。他的新学术思想对当时的社会来说极具进步性,对晚清学术界具有极大的影响。本文主要从相关研究者对陈澧经学思想的形成阶段和思想特点两方面进行相关文献综述。
关键词:形成阶段;思想特点 ;评价
陈澧(1810-1882),字兰甫、兰浦,别号东塾,出生于广州木排头。清道光十二年(1832)举人,先后受聘为学海堂学长、菊坡精舍山长。著述达120余种,是清代著名学者,人称东塾先生。《清史稿》有传。工诗词,人评其词“文而又儒,粹然大师”,其诗“能于纸上跃起”,岭南诗若以学者论,自“白沙之后,当以东塾为最”。
陈澧治学善于博采众长,主张汉宋调和,力平汉宋之争。作为汉宋兼取的经学家,他的经学思想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留下了深刻的痕迹。
一、陈澧经学观的形成阶段
李绪柏在《陈澧与汉宋调和》中将陈澧的学术生涯以中年为界分为了两个阶段,分别是前期训诂考究和后期的主张汉宋调和。
而谢寒枫在《论陈澧经学观的形成》一文中则将陈澧的经学观的形具体成分作三个阶段:尊崇汉学阶段、经学观转变阶段和兼采汉宋、通经致用、回归孔孟阶段。
他将1826年至1844年分作陈澧治学的第一阶段。陈澧在这时运用乾嘉汉学的治学方法,尊奉汉学,致力于训诂和考据学,此外还撰写了一批专著。如“《切韵考》、《说文声统》等音韵学专著”,“《汉书地理志水道图说》、《三统术详说》、《弧三角平视法》等天文、舆地、历算类考据专著等”。
1844年到1850年被分作陈澧治学的第二阶段,是“其经学观的酝酿时期”。姜曼在《陈澧东塾读书记研究》提到“经世致用的思想总是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分不开”。的确,当时处于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的背景下,国内内忧外患,现实社会危机日益严峻,使陈澧迅速融入到经世致用的时代思潮中,逐渐摆脱训诂考据学的局限。
1850年起,被分作陈澧治学的第三阶段。陈澧对朱子学极为推崇。钟玉发在《论陈澧的学术经世思想与实践》中提及“陈澧为学主要尊汉,但是他于道光二十四年35岁读到《朱子文集》时,对朱熹表示极为尊敬。”后来深入研究朱子学,其经学观念更是深受影响。在其著作《东塾读书记》一书中,更是有《朱子学》独立一卷。谢寒枫在《论陈澧经学观的形成》写道: “陈澧研读王懋竑的《朱子年谱》,对朱子理学有了真切体悟,以此为契机,汲取了顾炎武的经学思想,确立了兼采汉宋、通经致用和回归孔孟的经学观。”
二、陈澧经学观的特点
(一)主张汉宋调和,以义理为本
李绪柏在《陈澧与汉宋调和》中提及“陈澧对于汉宋门户之争,一向持反对和超然的态度,主张兼包并蓄”“强调经学以义理为归宿,也即寻求微言大义”。
张文博在《陈澧郑学研究述评》又提及“陈澧对学术之弊、门户之见的态度:汉学、宋学皆有考据、虽侧重点不同,但均不可偏废。只有汉、宋学并行不悖才能带来学术之兴”。
钟玉发在《论陈澧的学术经世思想与实践》写道:“陈澧认为,读书应以义理为归宿,以求有用。”
姜曼在《陈澧东塾读书记研究》提到“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郑玄是东汉著名的古文经学家,陈澧将两者并重,充分体现了他不分门户,希望调和汉宋的思想”。
谢寒枫在《论陈澧经学观的形成》提到“先前陈澧屡言之,而拱手谈理学也有益于世,则是他的新见解,可见陈澧已把义理提到与考据同等重要的位置”。
姜淑红在《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特论陈澧之原因析论》写道:“陈澧生活时代则是便是汉学趋于下坡之时,他勇于转变考证学风而求义理。”
学者们在对陈澧经学思想进行研究时,均有提及陈澧“汉宋调和”的思想。其中,“汉”指汉学的训诂考据,“宋”指理学,义理。在当时,汉学末流弊病丛生,时人读书只讲求训诂考据,而忽视义理。中年后的陈澧关注汉宋调和,讲求“微言大义”,重视义理,批判汉学流弊。在其著作《东塾读书记》中,他就阐发了郑玄汉学和朱子理学的观点,充分体现了他“汉宋调和”的主张。
(二)讲求“经世致用”
姜曼在《陈澧东塾读书记研究》就提到了陈澧的经世致用思想。“他所能做的就是拿起笔杆,通过著述的形式,记录下所发现的社会问题和自己悲愤的心情,通过经世致用的思想,影响并带动社会风气的改变,达到揭露现实和警醒后人的作用,间接实现经世济民的抱负。”“陈澧有着强烈的经世愿望,但有学无位,面对社会现实,他只能选择隐晦的学术经世。”
钟玉发在《论陈澧的学术经世思想与实践》写道“陈澧力图以学风扭转世风,‘援经术为治术’,发挥学术经世的现实效应。”“陈澧不仅认为应该以学风来扭转世风并改良政治,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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