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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季民初经学的边缘化与史学的走向中心 胡献漳 2012级历史学 •近代中国不论思想或社会，都呈现一种正统衰落、边缘上升的大趋势。 胡适所谓“正统的崩坏，异军的复活”，形象地表达了从晚 清到民初中国学术走向的一个重要特征。“正统”即经学中以乾嘉考 据为代表的“汉学” O其本因与宋明理学争正统而从边缘走向中心， 但在自己成为正统后，复形成f种“汉学专制”之局，控制学术“话 语权势”达百余年，而积威之余波，更延伸到民国初年。在此“专制” 之下，一切其他学问俱在边缘而时有异端之嫌。 •因此，到汉学势衰而反对派争起时，各反对派便无意中自然成为同盟， 或被认为是同盟。邓实指出，同样兴起于乾嘉年间并曾“几于风靡天 下”的桐城之学，“其流风余韵，流被百年，下至道咸之世不绝。学 者寻声企景，争以宋学相尚，痛诋汉学” O桐城学者固重理学，其提 倡的“古文”也主要侧重唐宋“八大家”，然终不止此，实非仅尚宋 学。此最说明此派虽然自成风气、影响广远，旦曾“与汉学之儒竞 名”，仍未能居“正统” O故桐城派与宋学同为异军，同攻正统，相 辅相成。 • •• • •••!•••史学亦然。兼治理学但主要以今文经学名批的魏源认为：“自乾隆 中叶后，海内士大夫兴汉学，而大江南北尤盛。”汉学家“争治i 训音声”，以至于将顾炎武、黄宗羲等都“挨为史学非经学，或 • •• • ••• !••• 学者。魏源口中史学与宋学在这语境下地位接近，提示这两者都在 不同程度上受汉学的“压制”。 •当然，汉学的兴盛是有区域性的，主要即魏氏所云“大江南北” o 出身湖南的叶德辉自述，“乾嘉之后，吴越经学之盛，几于南北同 宗”，而“湘人乃笃守其乡风，怀抱其忠义；经世之作，开风气之 先；讲学之儒，奏戡乱之绩；流风广衍，本不以考据为能。”其以 史学启蒙，在1892年中进士进京时方知考据之学，足见湖南学风确 有不同。其所学史学皆为宋人所著，也提示着世风的转移。 •道咸以降，一方面经学考证之内在发展导致诸子学和经今文学的复 兴，佛学随之而起，西学亦复东渐，学术界的思想资源和发展流变 都呈现出一种多元并进之势，既存的经今古文学和汉宋学的藩篱渐 失意义。过去长期处于边缘的史学在此变动期间更可见明显的地位 上升，到民初一度居主流地位，几乎形成笼罩一切传统学问之势。 •罗志田先生的文章无意涉及同时期时局变化，仅从学术演变的伪 外理路探讨经学从学术中心到边缘而史学从边缘到中心这样一个 易位的过程，以为研究民国考据史学的演化作一铺垫。首先着手 学术史的社会史考察，剖析乾嘉以来清代考据学中存在的经学系 统与史学系统，及两者相互之关系；其次做学术史的思想史考素, 探讨史学在近代的道德提升，达到“国粹即史”、“爱国必须先 知历史”的高度。两者的相互作用促成了经史易位的完成，到民 国时考据法已基本落实在史学阵容中。 •经史两学的易位有着明显的相互作用，但这种作用并非始终是双 向的。造成经史两学易位的因素甚多，本文只能略探索梳理其发 展演化之历史脉络，至于对其间具体人物和流派的学术史研讨， 并非本文主题且无意过多讨论。 一、考据学中的经学系统与史学系统 ::: • •• • 1、清代考据学 ••• •今人每好以古代图书文献的四部分类来区分中国传统学术，如仙荣祖 言“中国的旧学问，大致可分经、史、子、集四门。”古人的图书分 类当然与学术分类密切相关，但两者间也有明显的区别，郑樵说： “有专门之书，则有专门之学。有专门之学，则有世守之能。人守其 学，学守其书，书守其类，人有存没而学不息，世有变故而书不亡。” 严格说，只有文献日录学的分类，才可上溯往昔；若学科分类，恐不 宜以后人来确定前人所从事的何种科目。行之中国不过一千多年的四 部分类法不足以代表中国传统学术的学科分类。 •从根本上言，中国学问本不主张截然分类。读书人多兼而治诸多学问， 但以经学（及其在各时代的变体）为主。与其从藏书之言说，不如从 古人论学寻找更易为昔人接受的学术分类，乾嘉时己有人提出义理、 考据、辞章（或意思相类者）的区分，如“汉学”派之戴震、桐城文 派之姚鼐。近人王国维继承此法，在《国学丛刊序》将中外学问分作 科学、史学、文学，可窥见此三分法的痕迹。 •近人常说的考据学，按现今的观念看其体现的是治学的方法，产魅 不足以算一个现代意义的“学科” 0此名词兴起于乾嘉时（焦律成:•： “近来为学之士，忽设一考据之名目”），大体是传统的训诂、昔韵、 辑逸、校勘、金石等学的总称。此名称兴起时，袁枚、孙星衍笥家有 争论。 •焦循说考据根本不能名学，但他原意有特定指谓，他说：近世以来， 惠栋、戴震以下，“其自名一学，著书授受者，不下数十家，均异乎 补苴掇拾者之所为，是直当以经学名之。”反倒是四部之“说部”的 择录“新奇”者，才应该称为考据，这是他从“儒林”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