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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章学诚在思想史上的地位 章学诚处于乾嘉时期考证风气盛行、哲理思维相对薄弱的时代，他逆于时趋，以救治学术流弊、推进哲学探索自任。他 对《周易》等儒家经典作了具有特识的新阐释，尤其是，他集中于关系到认识社会进程和学术根本宗旨的历史哲学层面， 总结出三项重要命题。他自觉发扬思想史上优良学风，倡导摒弃错误学风，其论述成为晚清思想解放的动力，其哲学探 索具有鲜明的实践性、批判性、创新性特点，达到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所能达到的高度，当之无愧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 一 章学诚（1738—1801）字实斋，是乾嘉时期的著名学者，主要著作有《文史通义》《校雠通义》。他活动的年代， 是乾隆年间至嘉庆初年。在学术上这是很特殊的年代。当时的学术特点有二：一是考证学达于极盛，“家家许郑，人人 贾马，东汉学烂然如日中天”。二是学者们普遍忽视重大理论问题的探讨，只在故纸堆里讨学问，闭口不谈现实问题， 如龚自珍诗所说：“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清初顾、黄、王诸大家反思历史、总结盛衰教训、针砭现实 弊病、倡导经世致用的学风，至此大为褪色。尽管有的学者如戴震、赵翼、王鸣盛、钱大昕、洪亮吉等，提出过具有卓 识的见解，但就总体而言，乾嘉时期的学者理论思维比较薄弱。 处于这个时代，章学诚堪称是一位特立独行者。他善于独立思考，认为做学问应有“别识心裁”，不能盲目跟着风 气跑。他看出问题的要害所在，指出考证学风的背后存在严重的弊病，只满足于细小问题的考证，忘记了治学的大方向。 他批评烦琐考据说：“近日学者风气，征实太多，发挥太少，有如桑蚕食叶而不能抽丝。”（《文史通义·与汪龙庄书》） 故此，章氏学术在当时不被认可，自称“颇乖时人好恶”，甚至被视为“怪物”，诧为“异类”。但他毫不气馁，勇敢 地顶着风气走，并且认为这是自己的使命！在致钱大昕的信中，他说：“载笔士不思救挽，无为贵著述矣。苟欲有所救 挽，则必逆于时趋。”（《章学诚遗书》卷二九） 章氏的学问，包括两个大的层次。一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对学术史进行总结，包括对当前学术风尚作剖析， 以及对两千年史学流变作探讨。二是作哲理的探讨，讨论历史哲学，为此，他写有《易教》上中下，《书教》上中下， 《诗教》上下，《原道》上中下等重要文章。这两者都是乾嘉时期极需要做、而只有他做到了的。所以，他不仅是出色 的史学评论家，更是一位出色的思想家，两者都达到那个时代的最高水平！ 章氏学术受到重视，是在20世纪。梁启超是章氏百年后的知音，《清代概论》中赞誉《文史通义》是“晚清思想 解放之源泉”。胡适、顾颉刚对他也有好评。而20世纪学者中，也有因为偏爱考证学而贬低章学诚，称他为“乡曲之 士”，孤陋寡闻。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清代卷中就只字未提章学诚。这些正说明讨论章学诚在思想史上的地位确 实很有必要，而其“出色思想家”的历史地位尚待学术界作更加深入的研究。 二 《文史通义》“内篇”从《易教》上篇到《原道》下篇都是有关历史哲学的探索，章学诚显然对此特别重视，所以 在编排上置于全书之前。而这些篇章所探讨的问题实则区分为不同的层次，构成内在的逻辑联系：《易教》诸篇，是他 对儒家经典所作的新诠释，构成其探索历史哲学的基础；《原道》三篇，是围绕历史哲学的核心“道”提出重要的新命 题，乃是他探索历史哲学的升华。 自从儒家经典产生之后，历代儒者对于这些经书所作出的解释，把每一部经典都解释为宣扬封建政治、教化伦理的 范本，致使整个社会都笼罩在神秘化、凝固化的思想体系之下。章学诚却独辟蹊径，对这些经典作出新解，诠释出经书 对于社会发展和学术演进所具有的实质性意义，并且力求引发出新的哲学原理。如，《易教上》开宗明义提出“六经皆 史”说，认为“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记载来源于社会生活和治国的实践，而决非圣人头脑天生聪明的产物。《易》 之道是具体典章制度之本原。庖羲、神农、黄帝有三《易》，都是根据“天理之自然”，即对自然现象观察、总结而得 的规律性知识以教民。又如，在《诗教上》中，章学诚提出，战国诸子争鸣，他们都得六艺道体之一端，而后能恣肆其 说，以成其一家之言，如老子说本阴阳，出自于《易》，管、商尊尚法制，出自于《礼》。从文章体裁演变史考察，战 国为一关键时期，“至战国而后文体备”，“至战国而著述之事专”。这些观点，很受当代中国文学史研究专家的重视， 并作为论述战国时期文学演进脉络立论之重要依据。尤为难能可贵的是，章学诚将在历史哲学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