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余金平二审改判案件看控审关系.docx

从余金平二审改判案件看控审关系 ——以认罪认罚具结书的效力为切入点 认罪认罚具结书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可控方指控犯罪事实、罪名、建议刑罚和适用审理程序的一种声明。三文鱼的寿司因而，认罪认罚具结书是犯罪嫌疑人与公诉机关双方协商与合意的结果，也是双方共同沟通协商、共同认可的法律文件，具有法定的效力。被告人不可轻易反悔，一旦反悔便不再享受实体和程序的从宽优惠；故等而视之，除法定情形外，公诉机关也不能随意撤回该份双方互动协商、共同认可的记载于具结书中的量刑建议。具结书中的量刑建议是被告人认罪认罚的合理预期。认罪认罚具结书中的量刑建议，是基于被告人的认罪认罚在实体上作出量刑减让或者说量刑优惠的一种承诺，而承诺最重要的意义便是让被告人对认罪认罚后果能有一个合理的预期。意即，只要法院在公开的庭审中对被告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及其具结书的真实性、合法性进行了全面、实质的审查确认有效后，就应当对被告人认罪认罚后果的合理预期予以确认。 但需要注意的是，认罪认罚制度不与控审分离原则相悖。认罪认罚具结书属于公诉机关出示的文件，对于审判机关不具有绝对的约束力。审判机关参考认罪认罚具结书中给出的量刑建议的前提是该量刑建议符合案件法律事实对应的法律责任和刑罚量级。余金平案件中，法院在二审过程中发现了一审中量刑的谬误，对法律事实忽略，对法律适用的误判，所以更改量刑，增加刑期，以使得审判中最重要的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得到贯彻落实。意即，当认罪认罚具结书给出的量刑建议低于审判机构视野下评定的符合法律事实的最低量刑时，那么认罪认罚具结书的效力就会被消解。另一方面，认罪认罚具结书的效力也仅仅停留在“应当”层面，言外之意是当存在“不应当”的情况，即余金平案件一审出现的情况时，审判方不会收到量刑建议的绝对约束。审判权的视野始终以法律事实、实质正义为中心，而整个侦察——起诉——审判的更是始终以审判为中心，任何机构的相关文件和意见都不得左右审判机构对审判结果的绝对话语权，否则即是控辩双方的天秤就是倾斜的，审判结果的权威性就受到侵害了。 控审分离要求公诉权由检察官行使，裁判权由法官行使，二者应截然分立，避免职权混同或者僭越。 在认罪认罚从宽程序中，被追诉人和检察官在审前阶段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法官无权参与其中。虽然案件进入审判之后，法官会进行司法审查，最终基于事实和证据作出裁判，但就域外实践来看，大部分国家的司法审查都流于形式。如此看来，检察机关在认罪协商过程中行使了“准司法权”， 从单一的控诉机关成为控诉 + 审判双重角色，有违控审分离原则之嫌疑。所以在国内的认罪认罚制度的实施中，要决然避免司法审查流于形式，认真透彻地以事实为裁判的基石，在保证实质正义的前提下，尊重程序，保证认罪认罚制度的效力，以达到控审双方的分离对立，公诉方无权干扰审判，审判方亦不可影响起诉，并以审判为中心，最终达到的是对案件事实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