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洋过海来送你》的创作得失.docxVIP

《潴羊过演咽尔》魄峭歌 写作《漂洋过海来送你》，最初的念头是想完成一部以“北京人”为主角的小说。在北京写北京的北京作家，基本都 有个胡同情结，好像笔触伸展到二环路以内，才算描述过“纯粹的北京”。这固然是老舍那代前辈种下的心病，当然也可 以说，在地理文化概念上，能将那个“北京拼图板”组合得更完整更全面一点，对我也有特殊意义。我常年在海淀鬼混， 住的主要是机关家属院，后来也住小区，其实对胡同生活并不太熟。还是上班以后，因为供职的杂志社就在东四附近， 没事儿爱在附近瞎转悠，也老被单位大姐叫到小院里吃饺子，才算逐渐积累了感性认识。这点感性，也攒了十几年，不 用可惜。 不过对于我们这代人而言，描摹一些具有文化标本意义的胡同场景，似乎也没有多大意义。津津乐道地打个“地图 炮”，在我看来更不是“京派小说”的本意。前辈作家的作品之所以了不起，在于他们以北京这座城市为舞台，写出了一个 时代里中国社会最尖锐的问题和最典型的变化。比方老舍前期关注“启蒙”，抗战之后那么是“救亡”主题，王朔笔下的常见形 象是部队子弟跑到南方去当倒爷，而那个背景恰恰是中国人从政治生活里脱身，投入更加火热的经济生活的时代。当然 还有刘恒的“张大民”，贫嘴消解的恰恰是1990年代大多数中国普通人都面对过的拮摞甚至苦难。从这个角度讲，《漂洋 过海来送你》仍然是延续着这个思路，以北京看中国，也许是这座城市的特殊地位决定的。从微观的角度上，我选取的 仍然是城市里的普通人，尽量让他们带有强烈的当下特征。 而在《漂洋过海来看你》中，还有一条主要的线索，就是所谓的“国际视角”。一方面，这也是21世纪以来北京乃 至中国的现实特质，什么事儿都跟全世界串在一起，另一方面，想写本土的变化，一定要在世界层面上展开，这也是一 个创作规律。在这里，又得面对前人作品，尤其是在北京土著远渡重洋这个设置上，写“中国”和“西方”的关系，没法绕过 《二马》或者《北京人在纽约》那样的范例。但我想，我能够做出区别的，或许在于对某种“历史辩证法”的捕捉。在《二 马》那里，这是“落后”和“先进”的鲜明比照，而在《北京人在纽约》那里，美国虽然被写得复杂，但相对于中国仍是绝对 富裕之地——试问1980年代的王启明，明知道在纽约会折腾个妻离子散，然而去刷一天盘子能挣国内半个月的工资， 去不去？答案多半还是去。只不过在我们的时代，事情变得复杂了： “美国”或“西方”在人们概念中，开始具有多种多样的 含义，而且这些概念往往还是相互矛盾，相互冲突的。海的对面有时是灯塔，有时是腐朽没落之地，有时纯粹是流行文 化中的商标符号，与之相应，海这边的我们有时是被启蒙者，有时是全球化的参与者，有时又是懵然无知的存在。而这 些概念又并行于一个时代，是很耐人寻味的。与此同时，似乎又存在着一种近乎血缘上“隔辈亲”的观念冲突：在很多重 大观念上，每一代人都在反对他们的父辈，那么孙辈和祖辈到底是合流了，还是能够完成某种螺旋上升的递进？思考上 述问题，既包含同一时空的思想冲突，又有历史的精神呼应，这似乎能够成为一部长篇小说的内在线索。 当然，还要有合适的人物与情节来外化上述思考线索。这是小说写作的实质过程，也是最容易出维漏的地方。在 结构小说的方法上，基本还是采用了狄更斯的写法，让典型的、身份与性格各异的人们在同一个时空内发生互动，从而 完成一场表演。对于现实主义而言，这也是一个相对成熟，或者说相对简便的方法。只是在具体操作中，可能会面对一 个问题：过度的浓缩多半会带来过度的戏剧化，这种戏剧化是否反而会伤害到文学的“现实品质”？换句话说，小说里的 事情，又能在多大程度上“真实发生”？而我本人在写作上又有一个趣味上的偏好，就是乐于采用集中的人物冲突，以及 相对紧凑的情节设置，这也会有“让故事带跑小说”之嫌。徐刚指出的“无巧不成书”，我想还是自己在这方面处理得不够成 熟。有时过分在意推进上的环环相扣，实际上还是有点一厢情愿了。 另一个问题，我想可能发生在审美的观感上。小说写的是一群北京人，北京人或云京味小说里的北京人，又有一 个特点，就是爱把语言当玩具。所谓“玩儿嘴”，天花乱坠，陷进话语的机锋里不能自拔，谁也不想让对方说最后一句并 且一定得说出点儿“彩”来。这种语言状态，对于增加小说的可读性当然是有效的。我本人常常也觉得一部作品让读者读 得举步维艰、苦大仇深，那有浪费人家时间之嫌。时至今日，文学这种艺术载体已经很不讨喜了，读者抽出时间看咱们 两眼那真是赏脸，我们不能趁机再折磨人家，这不是恩将仇报么。但恰恰犹如一柄双刃剑：这种话语上的狂欢反而会产 生有损小说主旨的风险。乱花渐欲迷人眼，语言和故事一样，也会带跑小说。这也再次引发了我对于所谓“京味儿语言” 的警惕：反观历史上的经典之作，会发现这类表述方式在“塑彩’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但在“深思”方面的能力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