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生物恐怖主义.docx

微生物恐怖主义 ? 关于使用微生物病原体作为潜在战争或恐怖主义武器的描述，可以追溯到古代。其中最著名的是：公元前6世纪，亚述人（Assyrian)使用麦角菌（Claviceps purpurea)(黑麦麦角）污染水源；1346年，鞑靼（Tartar)军队将鼠疫患者的尸体投进卡法（Kaffa)城的城墙；1763年，英国人通过被污染的毯子，使天花在效忠于法国的美洲原住民（印第安人）中肆虐。2001年9月11日，（美国）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遭受了惨痛袭击，紧接着又发生了通过美国邮政局向媒体和国会办公室邮寄含有炭疽孢子的信件的事情，这极大地改变了美国公众的认知，开始明白我们易受到微生物恐怖袭击的弱点，并理解联邦政府保护公民未来免受袭击的意图和严肃性。现代科学揭示了一些故意传播或加重疾病的方法，这些方法是我们的祖先所不了解的。要防范此类袭击，需要将基础研究、良好的医疗实践和时刻保持警惕充分结合在一起。 虽然生物恐怖袭击的潜在影响可能是巨大的，会导致数千人死亡和高发病率，但生物恐怖行为最大的影响是其催生的人群恐慌。生物恐怖主义与细菌战（又称生物战）不同，细菌战的主要目标是通过大规模伤亡来摧毁敌人，而生物恐怖主义则重在通过恐惧和不确定性来摧毁一个社会的士气。虽然单个恐怖行为的实际生物影响可能很小，但意识到这种攻击可能发生而造成的破坏可能是巨大的。这一点很明显，因为上述炭疽袭击事件就造成了美国邮政局的巨大影响以及美国政府立法部门的活动功能中断。因此，防御此类攻击的关键是建立一个功能强大的公共卫生监测和教育系统，以便快速识别并有效遏制此类攻击。此外，还需要保障以诊断、治疗和疫苗为形式的适当对策，以应对和预测生物恐怖袭击。 美国民用生物防御工作组（the Working Group forCivilian Biodefense)列出了病原之所以被选用为生物武器的一些关键特征（表10-1).其中包括了传播的便捷性和病原的传染性，以及一个足够完善的数据库，使新手能够快速地将他人的好科学应用到他们自己的坏意图上。生物恐怖病原可以使用其自然株，也可以通过蓄意的修改来产生更大的影响。最大限度地发挥病原的有害作用的方法之一是对病原进行遗传修饰，使其产生耐药性或免疫逃逸、产生微粒气溶胶、对化学制剂稳定并延长传染性以及通过改变表面蛋白来改变宿主范围。其中某些方法属于“武器化”（weaponization)范畴。“武器化”是一个术语，通常是描述微生物和毒素被加工成确保其释放后可产生破坏性影响的形式的过程。例如，苏联对炭疽的武器化过程，主要是筛选出大小合适的孢子并大量生产，这些孢子很容易进入下呼吸道，而且能在空气中长时间保持雾化状态，易于进行大量的释放和传播（如借助炸弹进行播散）。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DC)将潜在的生物威胁分为三类：A、B和C类（表10-2).A类病原是最高优先级的，它们对国家安全构成的风险最大，因为它们：①很容易发生人际传播：②高病死率，并可能对公共卫生产生重大影响；③可能导致公众恐慌和社会混乱；④需要采取特殊行动做好公共卫生准备，B类病原是第二优先级的，包括那些中度易传播、导致中度发病率和低病死率、需要特别增强诊断能力的病C类病原是第三优先级的，其中包括某些新出现的病原，人群普遍对之缺乏免疫力；由于易获得性、易生产性和易传播性，这些病原将来可能被设计成适合大规模传播的形式；这些病原对公共卫生有重大影响，并可能导致高发病率和病死率。然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些A、B和C的命名是经验上的，并且，根据不断变化的情况（如基于情报的威胁评估），任何微生物和毒素的优先等级都可能发生改变，CDC的分类系统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某一特定病原所致疾病的严重程度，而不是潜在恐怖分子便于利用的程度。 A类病原 炭疽 炭疽杆菌（Bacillus anthracis)作为生物武器 炭疽可以说是生物恐怖主义的典型疾病，尽管这种疾病很少发生人际传播，但它体现了表10-1所述的生物恐怖所致疾病的其他主要特征。美国和英国政府的科学家研究作为一种潜在生物武器的炭疽，大约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1969年，美国尼克松总统发布两项政令，叫停了包括对微生物和毒素生物武器的研究在内的所有攻击性生物武器活动。尽管1972年的《生物和毒素武器公约》在世界范围内禁止进行此类研究，但苏联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还生产和储存了数吨的炭疽孢子，作为潜在的生物武器。目前，部分国家和恐怖组织仍有在进行将炭疽作为生物恐怖病原体研究的嫌疑。其中一个例子就是1993年奥姆真理教（Aum Shinrikyo cult)的狂热分子在东京释放炭疽孢子，幸运的是，由于恐怖分子无意中使用了一种非致病性炭疽毒株，没有出现与这一事件有关的人员伤亡。 炭疽孢子作为生物武器的潜在影响，在1979年俄罗斯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的苏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