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牟宗三先生的“圆善论”思想.docxVIP

论牟宗三先生的〃圆善论〃思想 《剧善论》是牟宗三先生完成于1985年的晚年大作，集中处理的问题乃是“德性”和“幸福”统一性问题。德性与幸 福之间的问题是中国传统哲学，也是西方哲学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牟宗三先生一方面借助于西方的康德哲学中关 于德、福关系的核心来处理这个问题，另一方面他又不满足于康德哲学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而诉诸于中国传统哲学的 思想资源。通过对这个问题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到牟宗三先生晚年对中西方思想的一些比照与根本性思考及给我们带来 的启发。 一、康德哲学视野中的德与福 牟宗三先生思考“德性”与“幸福”关系问题的西方思想背景还是康德哲学。在康德哲学那里，道德作为一种基于理性 本身的绝对命令，它是普遍的、纯形式的，而幸福那么包含了质料因素。一个有德行的人并不能保证在现实生活中的幸福 状态，然而幸福得以实现的必要前提那么是具有道德。简言之，道德是幸福的必要条件，但道德不是幸福的充分条件，拥 有幸福的人一定是有道德的人。但是我们的实践理性就像理论理性一样，总是希望能有一个“无条件者二它使得有德行 的人也能够按照比例获得相应的幸福，康德理论中实践理性的“无条件者”就是“至善”。 “至善”，一方面可以是“无上的(supremum),另一方面也能够指“完整的(consummatum),它不再依赖于任 何其他东西，它本身就是一个整体，而不是其它更大的同类东西整体的一局部。在康德哲学中，“德行”是对于幸福的追 求的全部无上的前提和条件，也就是想实现幸福的人必须是先有道德的人，因而也就是“无上的善工但它并不是整个的 和完整的善，为造就“至善”，还要加上幸福。这样，“至善”中就包括了作为无条件的善的“德行”以及“幸福”。在康德看来, 拥有幸福的人一定是愉悦的，但幸福本身并不是绝对的，也不是在所有方面都是善的，而是在任何时候都以道德上合乎 法那么的举止为先决条件。”[1] (P110) 康德认为，在“至善”中，“德行”与“幸福”这两个局部之间完全是异质的要素，它们之间不可能是一种“分析的关系”, 因为我们从一个人拥有“德行”无法分析出他必然是“幸福”的，道德只是幸福的必要条件，它们只能是一种“综合的关系”。 康德还批评了古代的伊壁鸠鲁派及斯多亚学派在德福同质、异质关系中的错误。 在康德看来，伊壁鸠鲁派和斯多亚派都把“德行”和“幸福”这两种异质的元素看作是同质性的了，其区别不过在于伊 壁鸠鲁学派依照幸福的感觉来理解德行，而斯多亚派那么按照德行来规定幸福。这种分析是准确的。令人瞩目的是，康德 在这里并没有提及亚里士多德，这是因为他根本不了解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思想吗？我们并不这么认为。在批评他们之 前，康德对古代智慧学说的批评似乎是在暗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这样的思辨哲学家太过自负，不够谦虚，因为他们作 为“智慧的教师”把自己并不知道的东西交给学生。 亚里士多德和康德有着各自的理论系统，他们各自的伦理学和道德哲学存在着重大差异，其中二者之间最重大的 区别在于，对于亚里士多德而言“沉思的活动”是最幸福的生活，而康德那么否认了这种生活的可能性。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如果幸福能够与德性到达一致，那么这个德性就一定是最高的德行，也是我们认为的最好部 分的德行，无论它是理智，还是其他别的什么，它都被认为是在自然上统治和领导我们的，也被认为是使事物高贵和神 圣的，无论它自身是神圣的，还是仅仅是我们之中最神圣的局部，这种与其恰当的德性相一致的活动就是完美的幸福。 “正是它的合于它自身的德性的实现活构成了完善的幸福。而这种实现活动，如已说过的，也就是沉思。”[2] (P305)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沉思”是最高的善与德行，是最极致的幸福，而像正义、勇敢、节制等道德行为只是其次。而 对于康德而言，只有道德活动才是基于“自由”的一种无条件的善。康德挖苦亚里士多德这种哲学家在理智上过于自负， 但是在亚里士多德这种哲学家们看来，康德的纯形式主义的伦理学无论在哪个方面上，理论上、实践上都是不可能的， 因为对我们的实践活动给以指导的是“实践智慧”(phronesis),这个实践智慧处理的总是具体的和个别的对象，这样道 德法那么就总有它适用的具体条件。因此，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存在着一种明智的理性主义伦理学，但绝没有一种普遍的 道德哲学或“普世价值”。 如果根据康德对伊壁鸠鲁派和斯多亚派在德性与幸福关系的分析，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显然更倾向于斯多亚派，因 为最高的德性，也就是哲学沉思的活动本身就是最完善的幸福。当然，在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中，“幸福”有时也被看作是“德 性”和维持美好生活所必须的那些外在条件的统一，虽然“德性”和那些维持美好生活的外在条件的统一是依赖于幸运的， 但是“德性”仍然构成了“幸福”最内在的规定性。“幸福”绝非“德性”的某种外在对立物。 康德纯形式主义的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