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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以全球史的视野，探讨了中国女权思潮和实践的缘起，尤其把晚清中国的“女权”论和改革实践放在西方文明论在近代中国传播、转化的大背景中进行分析，探究欧美文明论中的性别标准以及成因，考察欧洲文明论的性别标准在晚清如何传入中国，以及对中国社会、中国妇女产生的影响，通过对晚清女性论者的“女权”论述，探讨女性是如何回应由男性开辟的“女权”论述的。
绪论女子者，国民之母也。欲新中国必新女子，欲强中国必强女子，欲文明中国，必先文明我女子，欲普救中国必先普救我女子，无可疑也。女子者，文明之母也。——金天翮，《女子世界》发刊词，1904年1月17日西谚曰：“女子者，生产文明者也。”又曰：“女子者，社会之母也。”故女子为社会中最要之人，亦责任至重之人也。——何香凝，《敬告我同胞姊妹》，《江苏》1903年6月“国民之母”的提法，中国学界非常熟悉，但似乎没有注意“文明之母”的提法。近代中国的女权论述从其滥觞就在国族主义框架之内，这在很大程度上规导了中国百年的女权论述及其实践，所以，近代妇女史一直关注女权与国族之间的关系。把现代民族国家视为理所当然的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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