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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金融的使命》序 刘世锦，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学术顾问，第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 主任。 过去几年，《径山报告》围绕我国经济金融开展重要而紧迫的问题展开了研 究，从金融开放、金融改革、金融创新到“十四五”时期经济金融新格局，提出 了许多兼具理论创新和实践价值的政策建议。由《2021?径山报告》的研究成果 而形成的《大国金融的使命：金融服务新开展格局的实践路径》一书，立足于新 的开展格局，围绕都市圈和城市群建设、人民币国际化两条线索，从更深层面理 解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内涵与使命，对我国金融开展的战略和路径进行了全面、 务实的探索。 进入2022年，经济增长在三重压力下减速，俄乌冲突、奥密克戎病毒冲击 不期而至中存在不确定性。这些事件的短期和中长期影响多重而复杂，有些可能 带来长期的结构性改变。挑战不仅来自事实本身，还来自对同一事实的认识分歧 乃至冲突。但经济仍然是重要的，当务之急是我国经济能够尽快重返稳定增长的 轨道。对此，人们往往首先诉诸宏观政策。无疑，包括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在内 的宏观政策力度可以再大一些，有效性再高一些，在经济下滑之际起到托底提升 的作用。但经验说明，仅仅如此是不够的，甚至不是主要方面。稳增长的着眼点 和立足点，要转到开掘释放中速增长期的结构性潜能。 所谓结构性潜能，就是中国作为一个后发经济体，在消费结构、技术结构、 产业结构升级和城市化进程方面所具有的增长潜能，也可以说是人均收入从一万 美元到三四万美元的潜能。需要纠正把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寄托于宽松的宏观政 策而忽略结构性潜能的倾向。如果一定要排个顺序，那么结构性潜能是第一位的, 宏观政策是第二位或第三位的。我们认为，在房地产、基建、出口等高速增长期 的主要结构性潜能逐步减弱或消退后，“十四五”乃至更长一个时期，就要着力 开掘释放与中速增长期相配套的“1+3+2”结构性潜能。 在这一结构性潜能框架中，“1”指以都市圈、城市群开展为龙头，为下一 步我国的中速高质量开展翻开地理和动能上的空间。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这个 空间能够提供我国经济的大局部增长动能。“3”指实体经济方面，补上我国经 济循环过程中基础产业效率不高、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不大、基础研发能力不强的 三大短板。“2”指以数字经济和绿色开展为两翼。简单地说，“1+3+2”结构性 潜能就是一个龙头引领、补足三大短板、两个翅膀赋能。 通过开掘结构性潜能，一方面，要争取可以到达的增长速度；另一方面，更 为重要、难度更大的是实现并坚持高质量开展。这样做在国际比拟意义上，从长 期看，才真正有可能实现国家经济总量和人均收入水平的快速增长。这一点在 2021年经济增速分别按不变价人民币、现价人民币和现价美元计算的差异中已 经得到明确显示。 2021年我国GDP总量按不变价人民币计算增长8. 1%,按现价人民币计算增 长12. 8%,按现价美元计算那么增长20虬 如按现价美元计算，GDP总量2020年为 14. 7万亿美元，2021年为17. 7万亿美元，增加3万亿美元。这3万亿美元中, 大约2万亿美元是由于现价人民币增长，1万亿美元是由于汇率升值。从2020年 到2021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由6. 9升值到6. 45,升幅约7虬 按照已有开展规划，到2035年,我国人均收入要到达中等兴旺国家的水平， 也就是3万美元以上。如果按人民币不变价计算，即使人均收入翻一番，在此期 间年均增速要到达4. 7%以上难度相当大，但并不意味着已定目标无法实现。其 中一个重要因素是汇率变动。根据日本、德国的历史经验，人均收入在到达一万 美元后的16年间，都经历了经济中速增长和汇率快速升值的过程，按现价美元 计算的人均收入水平大幅上升，其中汇率升值的贡献显著大于实际增长贡献。 汇率变动是一个复杂问题，从长期看，最重要的变量是劳动生产率，而劳动 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是高质量开展的核心指标。由此引出的启示是，我们需要 保持可争取的、不盲目追高的、符合现阶段潜在增长率的增速，更重要、难度更 大的是坚持高质量开展不动摇，其内涵包括宏观基本稳定、微观有活力、结构持 续转型升级。假设年均实际增速为5%左右，人民币现价与不变价差额和汇率升 值之和上升5%,到2035年人均收入到达中等兴旺国家的目标是有可能实现的。 无论是保持必要增速，还是坚持高质量开展，今后都必须把更多的注意力和 精力放到通过深化改革开放激发结构性潜能上。在逻辑层面，我们可以区分出三 种增长率，一是技术可能性意义上的潜在增长率，二是既有体制架构内可实现的 增长率，三是宏观政策约束下可实现的增长率。实际增长率是以上三种增长率的 叠加。这些年来，技术可能性意义上的潜在增长率逐步下降，但在“十四五”期 间仍可到达5%-5. 5%o近些年宏观政策的度总体上把握得较好，尤其是在新冠 肺炎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