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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中国高等教育取向的论争与抉择 　　摘要：抗日战争改变了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正常轨迹，新的社会情境要求高等教育政策与大学组织机构进行相应调整。“正常”与“非常”的认识、“战时”和“平时”的异同，成为制定战时高等教育政策、确立大学教育方向的主要争议。通过梳理战前高等教育问题的讨论，观照战时高等教育政策的出台，分析政策推行的作用与影响，有助于认识和理解“战时要当平时看”政策出台的前因后果，以及中国高等教育在“文化抗战”过程中的曲折探索。 　　关键词：抗日战争;高等教育政策;演变;抉择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的枪声，标志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值此危局的中国高等教育，亦开始了烽火辗转的艰难历程。“战争当是文化的转折点，他毁灭了旧的，同时也就给了你一种创新的机会。”[1]战争的冲击，从空间的变动、知识的取向、大学的功能，以及教育的手段等方面，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讨论，迫使中国高等教育界认真反思“新教育”引入中國之后的经验与教训，聚焦大学教育应该以何种方式满足社会的迫切需要。在毁灭与创新的夹缝之间，全国高等教育界秉持“抗战建国”的坚定信念，按照国民政府“战时要当平时看”的教育方针，在苦撑中待变局，于绝境中求生路，努力探索符合战时需要的高等教育政策，寻求社会现实需要和教育内在逻辑之间的平衡。 　　一、战争前夕“平常”与“非常”之争论 　　“九·一八”事变之后，国内关于高等教育制度改革的呼声高涨，“教育整顿”成为彼时各方着力推进的内容。以审核大学办学资格、调整文实院系及学生比例、扩充图书仪器、加强教师管理为手段，全国高等教育在质量方面有所提升。但是，既有的高等教育格局较难撼动，相关高校的历史传统也需适当顾及，因此这些调整仍属枝叶上的改善，未能彻底解决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当国难日益深重，华北地区即将沦为“东北第二”，国人痛定思痛，在批评政治不善、经济不良的同时，继续深入反思高等教育在此过程中存在的弊病，探讨适应中国国难环境下的高等教育出路。《大公报》社论指出，“吾人以为国难时期，应当加重历史解说与精神训育，以期养成多数坚贞宏毅的领袖人才，同时对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皆应着眼于现代化的实际应用，使青年在物心两面，胥得明确认识，形成真正的见地，方不致重蹈空疏浮嚣看事太易之故辙”[2]，其立意要求在保持正常学业的基础上改善此前偏重课本修习、不重人格陶冶的学校教育，为国家充实力量、养精蓄锐。面对严峻的国难形势，各方力主改变按部就班的教育常态，更之以一种实用化、军事化、社会化的教育类型，迅速满足抵御外侮的现实需要，以“保国存种”作为教育政策的出发点和立足点。这种教育诉求，既有紧迫的社会需求，也契合中国传统“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家国情怀，得到了青年学生和社会人士的积极响应。与此同时，也有论者预料中日战争将为长期苦战，如果以眼前需要牺牲高等教育，战后建设必然无从谈起，因此主张正常教学的延续。论辩双方各自提出危机时期的教育应对方案，引发了关于教育走向的持续争议。 　　（一）非常时期的教育大讨论 　　“一二·九”运动之后，平津教育事业在紧张与混乱中陷入困顿。战争阴云日益紧迫，政府社会要求学生稍安勿躁，全国上下热议救国之道。值此生死存亡之秋，认清时代需要与改革教育弊病，成为抗战爆发前教育领域面临的重要问题。出于不同的教育观点和认识立场，各界人士均提出了应对非常时期所应采取的教育举措。梳理这一过程中的不同意见，可以厘清各方在高等教育问题上的共识与歧义，理解教育政策制定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渊源。 　　1936年初，随着华北危机的加剧，关于国难时期的教育取向问题已然刻不容缓。各校一方面努力维持正常的教学秩序，另一方面也在民间层面研究特殊时期的教育改进。平津教职员联合会聘请数十位教育专家研究非常时期教育方案，武汉教育界也拟出方案上呈教育部，北平文化界救国会传闻也在拟具非常时期教育草案。在政府和社会的积极推动下，“非常时期的教育问题”成为战前教育领域的核心问题。1937年1月28日，国民政府行政院以寒假届满，通令各校按时开课，并要求教育部妥善筹划国难期中的教育方案。在此期间，一系列的建议主张见诸报端杂志，各方人士均贡献己见，思谋教育出路。 　　参合各方意见，有提倡非常时期教育者，有讨论国难教育者，认识上均不一致。持“非常教育”者认为非常时期教育就是救国教育，以其为救亡手段，自当区别于平常时期的教育而应有所损益。中华民族作为被压迫民族，为期甚长，因此“现在应该有一个深刻的认识，把非常时期的教育作为中国底经常教育”[3]，期以非常教育挽救国家危局。提倡“国难教育”者如清华大学教授萧公权，指出不如人意的现行教育实有改革的必要，但如何改革却要从长计议。“就狭义言之，则国难之最大难关，无过于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