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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威来华与中国现代学术交流制度之滥觞 　　摘要：1919年是中国现代史开端，也是中国现代学术交流制度之开端。美国哲学家、教育家、20世纪进步主义教育思想的代表人物杜威于1919年至1921年在中国从事讲学、研究、考察兩年有余，数十所高等学校和学术团体、报纸、杂志、出版社等机构参与组织，其学术活动时间之久、社会影响之大、波及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于现代中国学术史上恐无出其右者。以胡适的书信和日记以及有关亲历者书信作为主要研究史料，遵循论从史出，史料互证的历史考证范式，以个人叙述观照宏大叙事，研究发现杜威来华讲学形塑了一整套学术交流机制，即著名学者策划邀请、大学与社团牵头组织、官方和民间资金支持、地方团体参与安排、新闻媒体宣传报道、杂志社和出版社编辑出版成果的学术交流机制，成为现代中国学术交流制度之滥觞。 　　关键词：现代学术交流制度;杜威;胡适;制度发生学;大学;社团 　　美国教育家约翰·杜威（johndewey1859-1952）1919年4月30日下午抵达上海，开始他对中国的访问。访华期间，他在十一省和北京、上海二市作演讲。杜威于1921年7月11日离开中国，[1]结束了两年又两月的在华学术交流行程。一百年来，有关杜威哲学思想、教育主张及其对中国教育观念、教育哲学和教育实践影响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有关杜威来华讲学的史实细节与后续影响的研究文献，亦不在少数。但有关杜威来华讲学与现代中国学术交流制度的关联，或散见于有关文献中，或在杜威研究中顺便提及，却少有专题论述。1919年是中国现代史的开端，也是中国现代学术制度的发端，彼时国际风云际会，学术机缘巧合，杜威来华讲学，并一再延期，持续两年之久，之于中国现代学术制度史的发生、学术交流机制的构建，不能不说是一件影响深远的大事，有待深入探究。 　　一、1919何以成为现代学术交流制度元年 　　中国现代学术交流制度发端于何时？是在什么社会背景下形成的？其基本运行方式和机制为何？这是本研究的疑问，希望借助书信、日记以及有关史料，穿过漫长的一个世纪，寻找答案。 　　胡绳于1954年在《历史研究》创刊号上发表《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中，明确的把1919年的五四运动作为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的分界。此后，学术界往往把1840年鸦片战争至1919年五四运动的历史称作中国近代史，1919年以后的历史称作中国现代史。[2]如果认同如此分期，中国现代学术史和现代学术交流制度应也自然地从1919年开端，杜威恰巧此时来中国做学术交流，而且恰恰因为五四运动使得杜威对中国充满联想，一再推迟归期，在中国的学术交流持续两年之久，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现代史、中国现代学术史、中国现代学术交流史的大事，其意义不仅仅在于传播实用主义哲学思想、实验主义教育理念和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还在于他两年多的学术交流活动，较为全面地形塑了中国现代学术交流体制机制。 　　这一体制机制的发生是始于杜威的中国弟子们——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的学术精英胡适、陶行知、郭秉文、蒋梦麟等。郭秉文在日本当面邀请老师来华讲学，开启了一系列学术交流活动。著名学者策划邀请、大学与社团牵头组织、官方和民间资金支持、地方团体参与安排、新闻媒体宣传报道、杂志和出版社编辑出版成果的学术交流机制，水到渠成地构建了现代中国学术交流制度，成为其后学术交流示范。 　　那么，这种学术交流机制是如何一步一步地创建，并形成了一个操作井然有序，运行良好的机制的？哪些要素构成了这样的机制？这有待我们通过梳理史实，厘清关节，寻找杜威在华讲学与现代学术交流机制互动的过程。换句话说，组织杜威讲学的过程就是形塑学术交流体制机制的过程。 　　通过日记和书信钩沉历史，探讨问题，是史学界通用的研究法门。我们注意到与杜威来华相关的来往信件、私人日记提供了当时学术交流的珍贵资料，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它们从杜威在华期间的私人生活、学术活动、社会交往以及主观评价等方面有着详细的记录，为我们解读中国现代学术交流机制的发生与雏形提供了极之珍贵的研究资料。 　　二、现代学术交流机制的发生与发展 　　我们认为杜威之于中国现代学术制度史的发生、学术交流制度的构建，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其立论是基于制度发生学的阐释。近年来，以发生学、特别是制度发生学来阐释制度的发生和演变在社会科学领域较为流行，这种研究方法本身也具有格外重要的意义，因为发生学主要研究事物或现象及其发生的前提和过程，是一种追本溯源式的研究方式，是一种对事物本相的终极探究。[3] 　　这种方法可以有效地探究事物发生的原因，追溯其发生的本质与起源，对于事物或者现象的发生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冯契认为，流行于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发生学方法是“反映和揭示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