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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性赋权基层政府精准扶贫的实践逻辑 控制性赋权:基层政府精准扶贫的实践逻辑 　　摘要：“赋权”是理解精准扶贫政策的重要视角。田野考察发现基层扶贫实践既有“赋权”又有变通的“控制”，由此导致了扶贫过程中“精准”程度有所差异，为此，需要从基层政府的行动逻辑分析精准扶贫的实践逻辑。研究发现，地方政府从外部选派驻村扶贫工作队，由于较少受到当地社会网络的约束使其能够“理性行动”，但在“限期”脱贫的目标责任制下，基层的扶贫工作队受到了“规避责任”与“追求政绩”的双重约束，故此工作队根据自利原则策略性地选择了赋权或控制策略。进一步考察发现，扶贫工作队主要通过利用传统权力结构、地方性知识及现代化知识话语“异化”赋权策略，从而构建了“控制性赋权”的实践逻辑。基于此，地方政府应着力于构建“外派”与“内生”相结合的基层扶贫工作队，设置部分基于“赋权”“参与”的考核指标，培训提高扶贫干部对贫困户的尊重和理解，从而使得长效脱贫的精准扶贫政策能够得以执行。 　　关键词：控制性赋权;基层政府;精准扶贫;扶贫工作队;实践逻辑 　　引言 　　为了改变传统的“大水漫灌”式扶贫，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11月在湖南湘西考察时首次提出“精准扶贫”。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强调精准扶贫要坚持群众主体，激发内生动力，创新扶贫开发模式，由偏重“输血”向注重“造血”转变。2017年，习近平再次强调精准扶贫要注重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把贫困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充分调动起来，引导贫困群众树立主体意识，发扬自力更生精神，激发改变贫困面貌的干劲和决心，变“要我脱贫”为“我要脱贫”，靠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纵观来看，精准扶贫不仅强调过程及结果的精准，还希望通过“赋能赋权”激发贫困群众的内生动力，使其掌握技能、知识、资源及参与意识等发展能力[1]，从而建立起长效脱贫机制并打赢脱贫攻坚战。 　　然而田野考察发现，“赋能赋权”并没有在精准扶贫实践过程中得到真正意义上的落实。比如，某些地方为了推动扶贫产业的落地生根，专门聘请“龙头公司”的技术人员为贫困户讲解市场前景和专业技术，但是最终效果却不够理想，于是为贫困户贴上了“思想落后、文化素质低下”等标签。换一个角度思考，如果贫困户的思想超前、文化素质较高，怎会在改革开放40年之后的今天仍然处于贫困的状态？与此同时，基层扶贫干部也时常评价贫困户存在严重的“等、靠、要”思想，“私心”较重，缺乏“公心”等。试想，如果贫困户吃穿都成问题，他们还会大公无私地站在村集体的发展角度思考问题吗？因此，这些现象表明精准扶贫过程中有些基层人员并没有从“贫困户”的角度推动赋能赋权实践，在结果层面上也没有充分地调动贫困户的内生动力。 　　田野考察还发现，扶贫干部试图广泛听取贫困户意见、采取民主决策方式乃至全程参与方式扶贫，也就是说，扶贫干部试图采取赋能赋权的方式提高精准扶贫的效果，但是实践结果却呈现为悬浮式赋权。为了深入理解这种现象的实践逻辑及深层机制，本文以国家级贫困县j村精准扶贫为依据，研究基层政府在精准扶贫过程中的约束条件及扶贫干部推进赋权实践的策略。 　　一、控制与赋权：精准扶贫理论依据与实践逻辑 　　（一）文献回顾：“赋权失灵”的理论解释 　　阿玛蒂亚·森开创了贫困研究的权利分析视角，即“权利缺失”是导致贫困的根源[2]。为此，当前各国在扶贫实践过程中广泛推动“赋能赋权”策略或“参与式发展”路径，力图从根本上构建贫困群体的长效脱贫机制。遗憾的是，赋能赋权策略并没有如想象那样顺利落地，从而造成了赋权失灵的现象。总结来看，学术界对此现象的解释主要有以下两种观点： 　　1.传统权力结构的再生产过程异化了赋权实践结果。外部主体的赋权策略打破了原有的基层权力格局，传统的权力精英则在利益驱动下策略性应付赋权实践，主要的策略包括：一是自上而下主导制定赋权参与的规则;根据新规则重新掌控扶贫决策的主导权和资源分配权，从而实现了传统权力结构在赋权实践中的再生产[3]。二是传统的权力精英通过与部分贫困户结盟形成利益共同体，以贫困的名义“合谋”获取更多的资源，而部分边缘地位的贫困群体则被排斥在赋权体系之外[4]。上述策略都实现了原有权力结构的“再生产”，也正是如此才使得赋权策略被“精英俘获”。有的学者认为当前农村的空心化及悬浮式政权使得乡村治理结构失衡，进而造成了赋权实践的异化和走样[5]。 　　2.地方性知识的被忽视导致赋权实践结果流于表象。文化研究观点认为弱势群体所形成的“亚文化”使其自我认同和自我封闭，甚至构建了难以抹掉的“标签”[6]。外部的賦权实践过程中也会因为当地的价值观念、人际关系及经验习惯等特征产生了“文化排异性”现象[7]，显现为赋权方式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