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大学与中国现代教育学的创建.docxVIP

东南大学与中国现代教育学的创建 　　摘要：国立东南大学创校校长郭秉文作为中国第一个留美归国教育学博士，以自己的学术影响力延揽汇聚了中国现代教育学史上最早的留学归国教育学者共同体，首开“寓师范于综合性大学”的办学传统;在积极引进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学思潮并与中国本土教育变革实践相融合的过程中，东南大学教育学科在中西教育学术的会通中率先奠定了中国现代教育学的基本研究范式。作为中西文化、教育首次深度交融背景下的留学归国人员，东南大学教育学者共同体或许是在西学浸漫背景下维系中国文化传统，探索中国学术在传承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最合适人选。对于外来理论的引进与本土理论的改造，他们坚持自身所生发出的“中国化”意识，这是真正带有“本土感”的一种文化自觉。 　　关键词：东南大学;现代教育学;本土创生;研究范式;文化自觉 　　1921年正式创建的国立东南大学，是当时国内仅有的两所“国立”综合性大学之一。人们一般认为，彼时的北京大学以文史哲见长，而东南大学则在自然科学研究领域特色鲜明，从而形成了“北大以文史哲著称、东大以科学名世”的“学分南北”的双峰对峙效应。[1]但学术界很少论及，彼时以科学研究见长的国立东南大学，在中国现代教育学的创建过程中，亦产生了极为显著的影响。这里不仅形成了最早的留学归国教育学者共同体，而且开创了“寓师范于综合性大学”的办学传统;在积极引进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学思潮并与中国本土教育变革实践相融合的过程中，东南大学教育学科率先奠定了中国现代教育学的基本研究范式。 　　一、中国早期教育学者共同体的形成 　　英国当代著名哲学家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bauman）指出：共同体是人的意志完善的統一体，是持久和真正的具有道德性的共同生活。与“社会”相比，共同体是古老的、温馨的、和睦的，充分体现了社会关系的熟人特质和道德性，同时也是现代人热切希望栖息和重新拥有的世界。[2]国立东南大学的首任校长郭秉文是中国现代教育学史上第一个留美归国的教育学博士，他以自己的学术影响力延揽汇聚了中国现代教育学史上最早的留学归国教育学者共同体，对中国教育学的现代转型，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东大教育学者共同体及学派雏形 　　作为当时中国的学术重镇，东南大学在国内外招聘了一大批著名的专家学者。以教育科为例，当时的东南大学汇集了郭秉文、陶行知、廖世承、陈鹤琴、徐则陵、俞子夷等当时国内著名的教育学家团队。这一学术共同体对中国现代教育学的建立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根据对东南大学教育科14位主要教员及其学缘信息的统计，其中13人具有留学海外名校的教育经历。13人中，除了孟宪承和廖世承外，其余11人均有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的经历。[3]俞子夷作为唯一未正式留学海外的学者，也曾广泛游历欧美，并对美国实用主义教学实验倾力甚多。东大教育学者群体在学缘上的相似经历，与郭秉文作为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毕业的第一个中国教育学博士有一定关系。郭秉文留学哥大师范学院修读教育学的经历，深刻影响了在其身后入学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诸多教育学留学生的研究旨趣，而且也对教育学领域的归国留学人员的职业选择产生了一定的影响。[4] 　　由于东大教育学者共同体相似的留美经历，以及与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深刻学缘关系，该群体回国后都致力于推广和自觉地转化运用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学思想，尤其主张用实验的、科学的方法来检验与改良教育理论。更值得关注的是，这个共同体的大部分学者在出国留学前，都接受了相对完整的中国传统教育，或亲身经历了中国教育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历程，因此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有较为深刻的认识。身兼中外两种教育经历的他们，在中国社会和学术体系双重转型的特殊历史时期，无论对于教育学的外部导入，还是引导教育学的本土创生，都具有后世学者难以企及的跨文化研究的独特优势。因此，东大教育学者共同体在教育学的外部导入和本土创生中建立了基于中国本土现实需求的实用主义教育研究范式，俨然已有学派的早期雏形。 　　（二）东大教育学者与西方教育学的导入 　　现代学科体系在中国的奠基与扩展，一个绕不过去的课题是如何在整个学术体系中发出该学科独特的声音。中国最早的教育学留学归国群体，不仅规模宏大，而且有多人在大学中身居要津，如蒋梦麟、郭秉文、陶行知，等等，他们不仅对现代大学体制建设贡献甚巨，而且对彼时的中国高等教育和基础教育改革，也发挥了极其重要的影响。这无疑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教育学在整个学术共同体中的影响力。如果说，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国教育学的初创，更多地受到经由日本传入的德国教育学的影响，那么，随着大批庚款留学生的归来，中国教育学的导入和本土化过程，则越来越多地受到美国教育学的影响。杜威来华讲学无疑是中国现代教育学创建历程中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