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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伦特论思维的抗恶意义 　　摘要：阿伦特认为，个人对极权主义的盲从是导致人的危机的根本原因。以艾希曼为代表的作恶之人，缺乏明确的作恶动机，犯下了“平庸”的罪恶。阿伦特从以艾希曼为代表的政治事件中，看到了缺乏思维能力与作恶之间的紧密关联，缺乏政治性的思维能力是产生“平庸的恶”的根本原因。个人的“平庸的恶”与极权主义的“极端的恶”，共同摧毁了人的自由和尊严。阿伦特指出，思维是我与自身的对话，是克服“平庸的恶”的方式，它能够通过反思经不起检验的规范、释放评判是非善恶的判断，来有效地抵抗罪恶。 　　关键词：艾希曼;平庸的恶;极端的恶;思维 　　中图分类号：b8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19 　　纳粹分子艾希曼无思（thoughtlessness）的表现是阿伦特关注精神活动的直接原因。早在思考极权主义现象的时候，就有一个问题萦绕在阿伦特的脑海中，那就是群众甚至是精英为什么会在极权主义运动中迷失自我。在旁听了艾希曼为自己所作的辩护后，阿伦特深化了对外在行为和内在精神之间关系的思考。阿伦特提出“平庸的恶”的理论，来思考精神生活——思维在人的行为选择中扮演的角色。 　　一、艾希曼“平庸的恶” 　　艾希曼是纳粹时期执行屠犹政策的主要军官之一，被称为“死刑执行者”。艾希曼1906年出生于德国的索林根，于1932年加入纳粹党。从1941年到1945年，担任纳粹盖世太保犹太事务部主任的艾希曼负责执行屠杀犹太人的“最终方案”①，对屠杀300万犹太人的罪行负有重要责任。二战之后，他逃离德国。1960年5月，以色列情报人员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郊区逮捕艾希曼，并将他引渡到以色列接受审判。阿伦特向《纽约客》（thenewyorker）杂志提出作为该杂志的特约采访人前往耶路撒冷采访和报道该审判。1961年4月，阿伦特见证了对艾希曼的审判②。从1963年2月16日开始，《纽约客》以《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份关于平庸之恶的报告》为题，陆续发表阿伦特对艾希曼的系列报道，并汇集成书出版。该书一经问世，就在美国的犹太人圈子中引起轩然大波。阿伦特提出的“平庸的恶”的概念，成为颇受争议的部分。 　　在旁听了对艾希曼的审判后，阿伦特认为有必要深入思考政治罪恶的精神源头。她将精神生活与抵制极权主义关联起来，并试图从精神方面揭示酿成极权主义悲剧的原因。“善恶问题，以及我们分辨善恶的能力，是否与我们的思维能力相联系？” 　　[1]5 　　她不仅要从政治体制层面思考极权政治的历史罪责，更是要深入人性的层面来反思个人在极权主义罪恶中的道德责任。“在使人摒弃作恶，甚至在实际上‘决定’了他们反对邪恶的各种条件中，思维活动是否位列其中？”[1]5 　　在她看来，除了极权体制的消极影响之外，精神生活防线的崩溃也是极权主义发生的重要原因。因此，从精神层面构建抵抗极权主义萌生的堤坝就显得极为重要。 　　阿伦特用“平庸”来形容艾希曼之流的罪恶。她不是要为艾希曼的罪行开脱，而是要为其罪行定性。艾希曼在为纳粹作恶时，并不像纳粹领导者那样具有明确的作恶动机，因为从他的证词中看不出他对犹太人的仇恨。阿伦特认为，有些邪恶在本质上是平庸的。艾希曼既不是愚蠢的笨蛋，也不是無恶不作的恶魔，他只是平庸，也就是无思。艾希曼只是缺乏思维能力，无法激发自己的良心发生作用。他在纳粹屠杀中扮演了一个尽忠职守、听从命令的角色。艾希曼在自我辩护时声称，他将上级的命令奉为行动的最高指令，他的所作所为都只是听从命令而已。在庞大的官僚机器上，罪恶已经成为一种“规范”，像艾希曼这样的行刑者并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 　　阿伦特认为，不只是艾希曼，在纳粹统治下的普通公民都有可能犯下类似的罪孽。艾希曼并不特殊，他不过是纳粹体制下的一个普通德国公民。也就是说，纳粹统治下的许多人都共同分享了这种平庸，无思想的生活被很多德国公民视为理所当然。 　　“只要道德标准被社会普遍接受，这些普通人就绝不会想到要对他们被教导去信仰的东西表示怀疑。”[2]43 　　在极权主义制度下，处于艾希曼位置上的任何人，都有可能扮演刽子手的角色。加害者和被加害者之间没有本质的区别，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施虐或被虐的对象。这些平庸的罪犯是社会大众的典型代表，阿伦特将他们描述为应当共同负责的无责任者。 　　从艾希曼事件中，阿伦特看到一个极其令人不安的现象——人类思维能力的衰退。艾希曼“平庸的恶”的实质是无思，极权主义社会中大部分人都已身患此症。犯罪者不仅对罪行本身没有任何愧疚，甚至连犯罪本身都缺乏动机。因为从逻辑上来说，犯罪动机的形成需要以思考为前提。阿伦特假设，包括艾希曼在内的所有人本应是有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