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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誉减值的文献综述与研究展望 　　摘要：随着市场化改革进程不断加快，上市公司并购重组业务呈现爆发式增加，商誉总额急速飙升，背后积聚的潜在减值风险不容小觑。本文希望通过梳理国内外学者的文献，总结有关商誉的研究成果，并提出一些研究展望，希冀对商誉的后续计量模式的改革有所帮助。 　　关键词：商誉本质;商誉减值;经济后果;减值测试摊销 　　根据国泰安数据库资料，2016-2018年a股上市公司的商誉净额分别为：1.049万亿、1.307万亿、1.299万亿。随着商誉总额急速飙升，a股上市公司巨额计提商誉减值的做法也接踵而至。2019年1月4日，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动态》中提及，有不少人赞同采用商誉随合并利益的消耗进行摊销，以取代现行的商誉减值规定，这一举措又将商誉问题置于会计处理的舆论中心。为此，本文希望通过梳理国内外学者的文献，厘清商誉的本质，把握商誉的形成原因、影响因素、商誉减值的经济后果及后续计量的研究成果，希冀对商誉的后续计量模式的改革有所帮助。 　　一、商誉的本质 　　商誉作为极具争议的问题之一，其本质一直都是学术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热点，国内外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阐述。 　　关于商誉本质的“三元理论”在会计领域引起了广泛共鸣，即好感价值论、超额收益价值论和总计价账户论。好感价值论将商誉界定在融洽的商业关系、企业与雇员的良好关系、顾客对企业的好感上。超额收益价值论将商誉定义为企业所能赚取的超额收益的资本化价值。总计价账户论将商誉定义为企业总体价值与账面净资产公允价值的差额。 　　崔静（2010）认为商誉本质就是一种协同效应。 　　张乃军（2018）认为商誉本质上应该是并购资产未来获取超额收益的能力，不能让商誉成为损害投资者利益的“皇帝的新衣”。 　　综合以上观点，本文认为，商誉应该是一种因协同效应而产生超额收益的特殊资产，它并不具有可辨认性，因此它不同于无形资产。 　　二、巨额商誉产生的原因 　　（一）并购方转型升级的迫切性导致高溢价收购 　　吴辉（2018）指出，*st三泰以7.5亿元的高价收购了净资产账面价值仅为0.4529亿元的烟台伟岸，评估增值率高达1555.87%，产生6.7755亿元的商誉，在收购完成后的第二年就对原商誉的96%（6.5272亿元）计提了减值。*st三泰高溢价并购的原因是烟台伟岸的互联网特性恰好符合其转型升级的需要，但这正是由于这种迫切性导致了巨额商誉的形成。 　　（二）被并购方做出不切实际的业绩承诺 　　方重等（2016）從业绩承诺的角度出发，认为标的公司的业绩承诺对高估值溢价并购起到明显的支撑作用。 　　毛心怡、宾幕容（2019）指出，一些中小企业为了通过被上市公司收购的方式带来利益，夸大业绩以获得高业绩与高估值，收购方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接受这种高溢价并购。 　　从上述文献可看出，高溢价并购是由于收购方和被收购方双方面原因造成的，高溢价并购、价值高估必然直接导致巨额商誉的形成。 　　三、商誉减值的影响因素 　　现有文献表明，企业计提商誉减值受内、外两方面因素的影响，内部因素主要以盈余管理为主，外部因素主要以宏观经济环境为主。 　　（一）内部因素——盈余管理 　　masters-stout（2008）、majid（2015）等认为管理层将计提商誉减值作为调节利润的手段。 　　王秀丽（2015）通过对影响商誉减值计提的因素进行实证检验，她发现上市公司商誉减值不是由于经济因素所导致的，而是受管理层盈余管理动机影响的。 　　（二）外部因素——宏观经济环境 　　francis（1996）发现商誉减值的计提会受到经济变化的影响。 　　sapkauskieneaetal（2016）指出企业计提商誉减值的行为受到经济危机的影响，为了在经济复苏时期获得更高的经济效益，企业更倾向于在经济危机时期多计提减值，为将来预留盈利空间。 　　四、商誉减值的经济后果 　　（一）企业价值 　　市场投资者将商誉资产减值视为公司负面消息，解读为公司未来盈利能力下降，继而做出卖出公司股票的投资决策（lietal.，2011）。 　　韩宏稳等（2019）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商誉信息中商誉增加并不显著提升公司股价崩盘风险，只有商誉减值对股价崩盘风险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这种影响作用在公司并购年度股价泡沫较高的情境下更加显著。 　　（二）债务融资 　　徐经长等（2017）指出当上市公司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数额越大，其债务融资成本越高。 　　杜春明等（2019）研究发现商誉减值与企业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