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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有德必有位 君子有德必有位？ 　　[摘要]王充在传统“德位是否相称”的问题意识下，提出自己的“逢遇”论，將君子、士人的政治际遇诉诸于偶然性，批评了时人“贤人可遇，不遇，亦其自咎也”的狭隘观点，并以此来为自己政治上的“不遇”提供解释。王充对当时的政治现实进行了一定的揭示，并反映了传统士人在政治命运上的被动性和不确定性，具有积极的思想史意义。但王充将君子、士人的政治际遇归结为偶然性，忽略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以及实际政治中的谋略、情势等因素。另外，王充也没有提出对于君主专制及用人体制的反思，反映了他自己对君主仍然抱有幻想和期待的一面。 　　[关键词]王充;逢遇;德位相称 　　[中图分类号]b234.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479（2020）01-0056-05 　　在儒家传统中，“有德必有位”的理想与“德位不称”的现实之间的张力长期存在。儒家甚至认为正是“德位不称”的现象导致了儒家王道理想不能实现，特别是君主的德位不称造成了儒家之道难以变成现实，如朱熹曾对三代之后的政治十分感叹，认为汉唐之君以人欲压倒天理，他说：“千五百年之间，正坐为此，所以只是架漏牵补过了时日。”当然，在朱熹心目中，王道理想的实现与否主要是与帝王道德品质关联的。就一般而言，“德位相称”的问题，更普遍地存在于两种情况中，一是自认有德有能的士人、君子能否获得权位，以便施展其才华和抱负;二是占据某种职位的人是否具有与之相匹配的品德与能力。关于后者，荀子曾说：“德不称位，能不称官，赏不当功，罚不当罪，不祥莫大焉。”（《荀子·正论》）如果人们没有一定的品德和能力，就不能胜任某种职位，否则就会招致祸患。而关于前者，则更多地体现为人们对于政治际遇的抱怨。儒家认为，一个人如果具有很高的德性与能力，就应该在现实生活中拥有一定的权位，否则就是“怀才（德）不遇”的“德位不称”。关于“怀才（德）不遇”的“德位不称”问题，汉代哲学家王充在其所著的《论衡》首篇“逢遇”中表达了其较为独特的观点，值得关注。 　　由于王充对于自己生存际遇的诸多牢骚，故而徐复观先生曾认为王充是“矜才负气”的“乡曲之士”，文辞之间颇有不屑之感。事实上，在中国传统的士大夫和读书人中，能有几人真正能够“蒙圣眷”“通中枢”呢？绝大多数真正的“乡曲之士”都是籍籍无名，王充能够以文辞思想显于当时，并以《论衡》大著传于后世，也自然有其过人之处，按照章太炎先生所言：“汉得一人焉，足以振耻。”王充的思想非常丰富，学界已多有论述，特别是在唯物唯心两军对垒的哲学史叙事时代，王充以其挑战“天人感应”的“唯物论”思想，多为学者研究并赞誉，即使徐复观先生也不得不要“承认他的思想家的地位。”但在“德位相称”的问题上，王充就表现出某种怀才不遇的孤愤与沮丧，其中折射出了传统社会士君子在政治际遇上的尴尬处境，当然也体现了他对传统士君子人生际遇的透彻认识，引人深思。本文试图围绕“德位相称”的儒家命题，对其《论衡》中特别是首篇《逢遇》关于传统“士君子”的政治际遇问题做一述论，并对传统社会士君子参与公共生活的途径予以反思。 　　一、品德与际遇 　　传统儒学往往认为个人的品德与其政治际遇有所关联，如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先王先圣，都是德位相配的;而后来由于儒家之道不能行于天地之间，儒家的圣贤“有德而无位”，如孔子、孟子，在后世儒者心目中，孔孟“有德而无位”的事实，对于儒家之道的推行实在是莫大遗憾。因此，后世儒者总是希望回到“有德有位”的三代政治中，在这一理想主导下，几千年中，儒者都希望有德之君子、圣人担任政治职务、掌握政治资源，以推行儒家之道。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更多的是“德位不配”的现实，有鉴于此，王充结合其自身的处境和对历史的认识，对于德位相配的必然性提出了质疑。 　　王充认为，在现实生活中，人的品德能力与其生活际遇没有正相关的联系，品德能力优秀并不意味着生活际遇良好，品德能力低下也不意味着生活际遇糟糕。在《逢遇》篇里，王充首先将人以品德能力为标准大致分为两类，一种是“才高行洁”，另一种是“能薄操浊”，两种品行都不必然地与其现实处境关联，“才高行洁，不可保以必尊贵;能薄操浊，不可保必卑贱。”（《论衡·逢遇》）关于“才高行洁”和“能薄操浊”的差别，既有先天禀赋的原因，也有后天修养的原因。王充关注的是“品德能力是否与政治际遇具有正相关关系”的问题。换言之，王充感兴趣的问题是：具有较高品德能力的士人、君子是否一定能够获得较为尊显的政治地位？ 　　关于这一现实人生问题，王充的答案是：“进在遇，退在不遇。处尊居显，未必贤，遇也;位卑在下，未必愚，不遇也。”（《论衡·逢遇》）一个人的品德能力与政治际遇之间不具有必然性的关联，而是一种偶然性的关联，这种偶然性的关联就是“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