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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现象学视阈下北京故宫场所精神文化剖析 　　摘要：建筑现象学通过“直接认识法”描述建筑现象，关注空间与主体之间的关系。本文以北京故宫为例，揭示故宫在宏观规划及微观设计方面所体现的建筑特色，深入剖析北京故宫所折射出的场所精神文化。 　　关键词：建筑现象学北京故宫场所精神文化 　　一、引言 　　建筑现象学认为，建筑学带有鲜明的经验主义色彩：建筑学不仅是一门技术性和逻辑性很强的学科，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建造主体的经验与感知的影响。建造主体既需要客观推理，也不可避免地依赖自身的“先验”。运用象征主义手段在建筑本体上体现建造主体的先验，便形成了建筑的场所精神。本文着眼于北京故宫所折射出的历史背景的特点及统治阶层的先验，深入剖析故宫的场所精神，即宫殿所有者和设计者所推崇的主流哲学体系和意识形态。 　　二、建筑现象学 　　现象学是20世纪流行于西方的一种哲学流派。从词源的角度来看，“现象学”可追溯到18世纪法国哲学家兰伯尔以及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的著作。胡塞尔提出的现象学却有着不同以往的含义，主要指种种“经验类”的“本质”，而且这种本质是前逻辑和前因果性的，是现象学还原法的结果。现象学是一套非常灵活的学说，通过“直接认识法”来描述现象。胡塞尔所谓的现象是一种不同于任何心理经验的“纯粹意识内存有”。 　　建筑在设计和建造的过程中，既有赖于客观与科学的技术，也离不开建造主体的先验与感知。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拉夫、西蒙、苏尔茨等人第一次把现象学理论应用到建筑学，初步奠定了建筑现象学的基础。苏尔茨基于海德格尔的“存在论”提出“场所精神”，使得现象学从此得到了建筑界专业人士的广泛认可。哲学文化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着建造主体的取舍与判断，从而间接地决定了建筑作品的风格。建筑现象学为我们提供了一条寻求创新的思路：关注缔造空间与体验空间的主体，体现主体先验的多样性并满足主体需求的多样性。建筑现象学的研究对象不是貌似没有生命的建筑本身，而是建筑所折射出的一种独特的“场所精神”。建筑现象学的研究方法是凭借直觉从现象中直接发现本质的内涵：其一就是把环境与人们真实的生活经历与体验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其二就是突出意识形态的作用，把意识和环境结合起来，从某种特定的建筑创作中挖掘场所精神的具体含义与价值。 　　三、主体——统治阶层 　　作为人文历史发展的见证和当时建筑技艺最高水平的代表，任何一个民族的宫殿都值得精心保护和发掘探秘。宫殿建筑是一面镜子，折射出不同时代中人类社会、技术、哲学等多元文化。宫殿建筑的建造主体主要涉及使用者（资方）、设计者（智力劳方）和施工者（体力劳方）等三方面。“使用者”即历朝历代的帝王，他们的意识形态直接决定了宫殿所要传达的精神;“设计者”即总体布局的规划者和装饰细节的勾画者，他们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运用象征主义手法使得帝王们的意识形态在宫殿建筑中得以实现;“施工者”即普通的劳动人民，他们用双手铸就帝宫的辉煌，用血汗谱写历史的沉浮。 　　统治阶层作为宫殿的所有者和使用者，其先验体系直接决定了宫殿的场所精神。因此，为了剖析北京故宫的场所精神，必须首先了解其统治阶层的时代背景及其所统治朝代的国力特点。故宫的统治阶层为明清两朝的历代24位帝王，先后在紫禁城统治了长达492年的历史（1420年-1912年）。明清两朝时期，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其帝王享有至高无上的绝对统治地位。从明永乐至清乾隆时期，综合国力不断增强，曾经一度成为世界第一强国，统治阶层自然也是无限的风光体面。元末统治黑暗，民不聊生，朱元璋带领起义军推翻元朝统治，并于1368年称帝，建立明朝。经过明初洪武之治、永乐盛世、仁宣之治与后期的弘治中兴、嘉庆中兴、万里中兴，国富民强。明末，清军入关大统天下，继而灭三藩之后，经过雍正励精图治，到乾隆登基前夕，满清国库充裕，军力强盛，声威远播，万国来朝。可见，除了短期的衰败，明清两朝总体国力强盛，统治阶层在哲学理念上一脉相承，推崇儒家、道家学说，积极利用佛教等教义安抚民心，祈祷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四、先验——场所精神 　　建筑是文化的表现。中国传统建筑极大地受到了中国人传统思想与宇宙观的影响。 　　北京故宫运用象征手法，从方方面面都体现出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与统治阶级所推崇的意识形态：主要体现为“天人合一”、“阴阳五行”以及“以和为贵”等场所精神。 　　天人合一的思想从商代起，就一直在中国的茫茫历史长河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极大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当然也包括众多的中国建筑师。汉朝董仲舒提出“天有阴阳，人亦有阴阳……故日：以类合之，天人一也”等思想，其精髓就是强调天与人要达到和谐一致的程度，提倡利用天人感应，确保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