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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校长 Gene Block 在博鳌亚洲论坛 2015 年年会所言，创新不是教出来的，要依赖整体的环境，大学要提供能够激发出创新精神的环境，通过奖励机制认可创 新观点和成就。的确，创新不是教出来的，但创新可以被教育扼杀。理想的教育就是涵养一种精神，唤醒一种兴趣。社会上，不乏在学校学习某个专业，而在另一个毫不相干的职业领 域大获成功的案例。 正如中国人民大学项贤明教授指出的，为什么我们教育改革很多，而教育改进很少？原因在于我们把很多社会问题混同为教育问题。 说到底，家长和学生之所以热衷于应试教育、热衷于名校情结，重点还在于名校能够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预期。说他们在拼应试教育，还不如说他们在拼更好的工作、更高的待遇、更体面的生活。他们追逐的不是教育本身，更不是知识创新、研究创新、科技创新。 “认命”面前，谁是下一个跳楼自杀的姜东身? 几天前，中南大学研究生姜东身同学疑因答辩未过自杀，身后留下言辞激切的绝命书 。如果我们肯定外国哲人克尔凯郭尔所说“自杀是人类理性自决意志的巅峰”，那么显然，仅从姜东身同学这份遗书的语气与表述看 来，我们或许可以作出这样的判断：他的自杀举动是在一种极端愤怒的情绪化状态下做出的。 这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那个不断被公众提及的老问题——如今的大学生是否太“脆弱”、太缺乏“耐挫力”了?是否学校应该健全“心理咨询”、多多送温暖送爱心以避免类似惨剧? 但是当我们想到，姜东身同学并非出于富裕之家，他的校园生活和读研需求绝不仅仅是单纯的个人事务，更可以说是肩负着一个家庭二十多年来对于改变命运的期待和梦想，那么，这里所涉及的，便不是(至少不仅仅是)一个“心理健康”的问题，而是一个冷冰冰的生存论问题。 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无从将姜东身同学的选择与那些少年维特式的多愁善感联系起来。尤其是当我们看到，在充斥着怒言控诉的遗书当中，贯穿的是一个底层家庭的年轻人对于命运的无力感的时候 ——当导师让他“认了这条狗命”(遗书语)的时候。同门间的造假成风、科研上的多重标准……这些因素说到底，共同交织构成了姜东身眼中有关“命运不公”的全景想象，并最终摧毁了他(以及他的整个家庭)关于“读书改变命运”的心理底线。尤其是当遗书中说道，他自杀的目的只是“让你也难过”(对其导师)的时候，我的心里针扎式地一阵剧痛： 在一个二十余岁、已完成硕士论文的大好青年看来，他生命的最终价值就是让另一个人也“难过”一下——这是怎样一种对自身命运已然 彻底失去信心的状态下才能发出的挣扎! 在姜东身生活理想的幻灭途中，导师、同门乃至在姜东身眼中堪称“塌方式腐败”的学术环境乃至社会，共同被推上了共谋的被告席。 然而，如果只是将这样一场血淋淋(的的确确是血淋淋)的阶层固化悲剧，视作一场偶发和孤立的个体问题，那就恰恰证明：这是一个没有良心的社会。即使不论“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的精神高度，这个每时每刻都在让姜东身们绝望之所在，难道就没有你我他的身影吗?难道我们每一个不认识姜东身的“艾希曼”们，就不曾在这场对底层的合谋中犯下过“平庸之恶”吗? 诚然，斯人已逝，而我们依然需要在这个社会当中“活着”。然而扪心自问，当我们求了一次熟人，当我们走了一次后门，当我们动用了一次潜规则的时候，我们都有可能在直接间接地谋杀姜东身们。如果一场现代化征途中的社会流动之战不能以每一个公民的自省和公 义精神为顶托，这场社会转型势必无从谈起。 如果社会流动的承诺依旧只是一个美好的承诺，如果“读书改变命运”日复一日成为一个被嘲弄的神话——那么姜东身的悲剧，就永远不会终场! 严复的自由观也充满了内在张力。他对自由、权利的理解，首先是“规矩”。他说， 中国理道中的“恕与絜矩”，与西方的“自由”最为相似。但是，“中国恕与絜矩，专以待人及物而言。而西人自由，则于及物之中，而实寓所以存我者也”。这是对现代社会中自由的很深刻的理解：自由并非只是指人的行动无拘无束，而是人人的行动都受到一套既定的、共识性的规则的约束。 他所说的西人以自由来“存我”，似乎也可与黑格尔的一句名言遥相呼应：“除非所有人都获得自由，否则没有一个人是能够完全自由的。”由此也可以理解， 严复为什么煞费苦心地把密尔的《论自由》译为《群己权界论》，因为自由的真 谛其实是确定公域与私域的边界，权力所能合法施于个人的性质和限度。这也与研究现代性的加拿大哲学家查尔斯·泰勒的看法相符：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界分，是构成现代性的最重要的观念之一。 经济学家凯恩斯有一句名言：“一些东西是新的，一些东西是对的;不幸的是，新的东西不对， 对的东西不新”。虽然历史的汹涌大潮让一些宝贵的思想沉积在了河底的淤泥里，但它们的 价值是属于未来的，有待新时代的人重新发掘。 在严复看来，“能自治者，必其能恕、能用絜矩之道者也”。用“恕”和“絜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