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文学概论(2.4.4)--变异学.ppt

18世纪末，德国语言学家威廉·洪堡（1767—1835）说：“所有翻译都只不过是试图完成一项无法完成的任务，任何译者都注定会被两块绊脚石中的任何一块所绊倒：他不是贴近原作贴得太紧而牺牲本民族的风格和语言，就是贴本民族特点贴得太紧而牺牲原作。介乎两者之间的中间路线不是难于找到而是根本不可能找到。” 中国早在佛经翻译时期，道安就提出了著名的“五失本、三不易”的理论； 后秦的译经大师鸠摩罗什告诫世人说：“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哕也。”并首度提出了翻译“失味”与文体、风格不可译的观点。 事实上，跨语言的交流是可以的，并且随着交流的深入，语言的发展更具有创造性，这意味着广义的翻译，即诠释是可能的。只不过在这种交流中，会不可避免地产生变异性，尤其是对文学语言的翻译。 文学作品的原文在翻译成另外一种语言时，为了能使译文的读者产生与原文读者同样的艺术感受，译者就不得不参照译语环境找到能够调动译文读者产生审美阅读的语言手段。这样，翻译过程中的变异就成为必然。 (2) 汉语与西方语言的异质性 有的西方语言学家认为，无论是从语音、语法，还是文学等方面来讲，西方语言都要比汉语先进、高级。这种语言上的差异也导致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在思维方式等方面的本质的不同。 对于汉语与西方语言的异质性，国内和海外的中国学者也深有体会。在中西文学互译中，必然存在各种各样的变异。 案例1：对《包法利夫人》》（Madame Bovary）书名的翻译  李健吾译作《包法利夫人》，李劼人译作《马丹波娃利》，李青崖译作《波华荔夫人》， 失落了原作人名中“牛”的寓意。“‘Bovary’潜伏着愚蠢的主题，还隐含着福楼拜对他们的嘲笑：Bovary=Bov（牛）+ri（笑）” 案例2：林译小说中的“变异” 《汤姆大伯的小屋》中有一段话“Evil rolls off Eva′s mind like dew off a cabbage-leaf”,在林译本《黑奴吁天录》中将此译为“此女盖出水新荷耳。骤雨密点，不能有一星之驻。”其将“cabbage-leaf”译为新荷，具有“出淤泥而不染”的意味，倒和夜娃不受环境影响的性格相合。 林译本《黑奴吁天录》对原作的宗教主题的刻意忽略和大量删节 案例3：杨绛对《堂吉诃德》的变异性翻译 杨绛所译《堂吉诃德》中有一些西班牙俗语所表达的意思没有准确地表达出来。 案例3：杨绛对《堂吉诃德》的变异性翻译 例如在描写杜尔西内娅时，西班牙语原文用了“tiene pelo en pecho”，杨译采用了字面直译，就是“胸口长着毛”，但是这明显有些不太符合女性的生理特征。其实，“pelo en pecho”在西班牙俗语中意为“有胆量，有豪气”，在此处是说杜尔西内娅有如男子一般的胆识。 这是由于对西方语言的异质性认识不够产生的变异。 案例4，中国古典诗词翻译中的变异 李商隐的诗句“春蚕到死丝方尽”，由于“丝”与“思”同音，表面上讲春蚕至死才不再吐丝，其实又暗指情人至死才停止相思。 有人将这句诗翻译成“The silkworms of spring will weave until they die”，或者“Spring’s silkworms wind till death their heart’s threads”，甚至许渊仲翻译成“The Spring silkworm till its death spins silk from lovesick heart”，也都没有完全把双关的艺术呈现出来。 （三）跨文化变异研究 1、跨文化的实质 2、文化过滤 3、文学误读 1、跨文化的实质 跨文化研究的提出和中国比较文学的理论实践和知识资源密切相关。 “如果说法国学派跨越了国家界线，沟通了各国之间的影响关系；美国学派则进一步跨越了学科界线，并沟通了互相没有影响关系的各国文学，那么，正在崛起的中国学派必将跨越东西方异质文化这堵巨大的墙，必将穿透这数千年文化凝成的厚厚屏障，沟通东西方文学，重构世界文学观念。” ——曹顺庆于1995年提出作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基本学科特征是“跨异质文化”的观点 2、文化过滤 （1）文化过滤的内涵： 是指文学交流中接受者的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文化传统对交流信息的选择、改造、移植、渗透的作用。也是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发生影响时，接受方的创造性接受而形成对影响的反作用。 （2）文化过滤具有的三个方面的含义： 第一，是接受者的文化构成性。 第二，接受过程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