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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行合一的教法进展 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思想的初衷是为了教导学者切实通过日常的具体道德修行活动去反思和把握以“行”统“知”的知行合一的客观实在性和意义整体性，从而克服朱熹后学知行二分、知而不行的思想流弊。然而，这一思想一经提出，便引发了当时一些学者们的怀疑和争论，所以后来王阳明在回忆起自己在贵阳时期的讲学经历时就说：“悔昔在贵阳举知行合一之教，纷纷异同，罔知所入。” （《年谱一》，《全集》卷三十二，第1236页）而学者们之所以在理解知行合一思想时出现“纷纷异同，罔知所入”局面的根本性原因则是在于他们理解知行合一说时，没能把握到这一以“行”统“知”的知行合一思想乃是一个客观性思想，它的客观性是根源于宇宙实体意义上的天理本体自觉地自我确立和逻辑发展的客观性，而是将其当做脱离了本心、本性规定的关于“知行”方面的知识，进而便导致将只有在日常道德践履活动中才能实现和完成的知行合一当做口耳之学的消极后果，这显然偏离了王阳明最初针对销行而入知、有知而无行的知行分裂弊病而提出知行合一说的本意。因此，在提出知行合一思想之后，阳明几次变化教法，目的就是引导学者在具体的道德修养实践活动之“行”中切实用功以把握和确证到知行合一。 （一）、静坐工夫 针对自己在贵阳提出知行合一后引发学者“纷纷异同，罔知所入”的问题，正德五年来到江西任庐陵县知县的王阳明开始提倡静坐的修养功夫：“兹来乃与诸静坐僧寺，使自悟性体，顾恍恍若有可即者。”（《年谱一》，《全集》卷三十二，第1236页）所谓“自悟性体”，其实也就是要人放下思虑的奔驰和事物的纷扰而切实在身心上用功，进而通过对人人同俱的本心、本性的内省直观来把握和体会到知行本体的意义整体性和客观实在性，从而摆脱流于外在知识见闻却不去切实进行道德践行所导致的知行分裂的弊病。但随即阳明便意识到这种静坐工夫仍可能为弟子们所误解，使他们在静坐中不去切实扫清心中好色、好利的私心杂念以存养心体而是进入参禅入定的枯寂状态，并由此导致将儒学与佛老之学相混淆的问题。所以他随即又补充说：“前在寺中所云静坐事，非欲坐禅入定也。盖因吾辈平日为事物纷拿，未知为已，欲以此补小学收放心一段功夫耳。”（同上）天理本体自我确立和发展的客观性活动过程是无分动静的，因此如果说学者们使知行合一沦为口耳异同之学是割裂了知行本体即天理本体自我确立和展现的客观性过程的有机统一性的话，那么，在静坐中流于佛老的空寂也同样会导致这样的问题，所以，阳明特意强调静坐只是“补小学收放心一段工夫耳”，点明了提倡静坐功夫的目的是要人在此静坐工夫中切实去除往日里各种为利为欲的私心杂念，使心能够保持在其自然乍见的本真状态中，进而能够以明证性的本心乍见来确证和把握知行合一的知行本体的客观实在性。因此，在这个阶段内，王阳明虽然并未正面谈及知行问题，但他所提倡的静坐工夫却是围绕知行合一问题而展开的。 （二）、省察克治 在上一阶段内，阳明虽然教学者静坐工夫以涵养和恢复本心，但是因为他所提出的静坐修养功夫与佛老之学的修养功夫的外部表现形式上有相似，所以，在学者中存在的以静坐而参禅入定以至混淆儒学与佛老之学的问题始终未得禁绝。因此，王阳明在通过静坐工夫以使心意得以安定后，就提出了直接治心的省察克治的工夫，从而直接向学者点明了静坐修行功夫的目标不是进入枯寂状态而是要切实对往日因好名好利而导致的私心、私欲进行省察克治，进而能实现和完成知行合一。因此，正德五年秋，王阳明在北京居住期间就直接要求学者自悟心体并以“明镜”来比喻没有人欲之私、具体对象性之扰的心之本真状态，以引导学者们去进行更加深入具体的身心体验功夫，他说：圣人之心如明镜，纤翳自无所容，自不消磨刮。若常人之心，如斑垢驳蚀之镜，须痛刮磨一番，尽去驳蚀，然后纤尘即见，才拂便去，亦不消费力。到此已是识得仁体矣。若驳蚀未去，其间固自有一点明处，尘埃之落，固亦见得，才拂便去；至于堆积于驳蚀之上，终弗之能见也。此学利困勉之所由异，幸勿以为难而疑之也。凡人情好易而恶难，其间亦自有私意气习缠蔽，在识破后，自然不见其难矣。古之人至有出万死而乐为之者，亦见得耳。向时未见得里面意思，此功夫自无可讲处，今已见此一层，却恐好易恶难，便流入禅释去也。（《年谱一》，《全集》卷三十二，第1237页） “明镜”原本是佛教常用的一个比喻，用来说明自性本来清净、空虚无物，但自儒学发展到宋明理学阶段之后，宋儒的思想也受到了佛教思想的影响和渗透，所以他们也逐渐开始用“明镜”的比喻来说明儒家的心性问题。比如，程颐就曾说：“圣人之心本无怒也。譬如明镜，好物来时便见是好，恶物来时便见是恶，镜何尝有好恶也？”（《伊川先生语四》，《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第210页）朱熹也说：“心犹镜，仁犹镜之明。镜本来明，被尘垢一蔽，遂不明；若尘垢一去，则镜明矣。”（《朱子语类》卷三十一，《朱子全书》）而在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