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忠-中国史学史-9第九章 近代史学发展的新生面.pptVIP

伪装本 《新民主主义论》 《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编撰以及延安的历史教学，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新探索，而且具有官方史学的特征，影响力很大，培育出一批新一代的具备革命史观的历史研究者。 《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对历史的论述是十分简要的，毛泽东不可能自己动手撰写一部贯彻革命史观的中国通史，于是鼓励和指导范文澜主持编纂，最初也是中国历史研究室集体合作，后改为范文澜一人独立承担。 延安时期出版的《中国通史简编》，强调反封建的宗旨，所以对帝王一再贬斥，不提其进步作用。表明“革命史学”体系的构建已经落实到各个学者的历史著述。 马克思主义学说和革命思想经过几十年的广泛传播，到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已经获得“中国化”的巨大进展和伟大胜利，中国共产党内的革命家对中国的前途充满了信心和斗志。与此相应，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研究的结合也取得可观的成就，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前景广阔，呈蒸蒸日上趋势。 思考题： 1、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有利条件是什么？ 2、扼要评述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史论战的内容和影响。 3、简要叙述延安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状况。 王礼锡（1901～1939），字庶三，江西安福人。社会活动家、爱国诗人。大革命中参加国民党，而思想上趋向于马克思主义。1930年经理神州国光社 ，在夫人陆晶清协助下，经办《读书杂志》，推动社会史论战。抗日战争时期，1939年8月在带领“作家战地访问团”出行期间病逝。 王礼锡、陆晶清 关于论战的主要内容，以往的学术界已经归纳，可以大略分为三个焦点问题： 第一，“亚细亚生产方式”以及历史发展是否有一定顺序的问题。 第二，中国是否有过奴隶制社会。 第三，中国封建社会的起讫时间、特点，以及接续其后的社会性质问题，既是否有“商业资本主义社会”这一历史阶段。 上述内容远不能囊括整个论战所涉及的问题，前期出现的是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到后期又延伸出关于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争议，二者均属于与社会史相联系的现实问题。仅就历史内容而言，社会史论战也牵涉许多连带的议题，如对中国长期处于封建社会原因的解释、中国地理环境对于历史作用的估量、古代“商业资本”与专制主义政治的关系等等。 （三）关于中国社会史论战的几点分析 中国社会史的论战，参与人数众多、文章繁复，不胜枚举，在类举几项相互论辩的主要观点之后，还应当做出几点概括和分析，以提纲挈领地掌握基本事实，以便评论这场运动的在中国史学史上的作用。 1、这场论战的参与者，多数都曾打出唯物史观的旗号，所争议的主要问题，似乎也都是唯物史观框架内产生的问题。然而，唯物史观本身也具备理论的系统性和完整性，不能切割分离，舍去其中的重要构成部分。其理论基点和底线，是指出社会发展内在的基本矛盾，即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这种基本矛盾在存在一部分人剥削另一部分人的社会中，必定体现出阶级斗争，而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社会的发展，必将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认上述几个要点的任何一项，都不能算作唯物史观。 例如社会史论战中的“改组派”，即使先前属于国民党左派，接触和阅读过一些马克思主义著述，但无一不反对阶级斗争学说，仅凭此一点，就不能归于唯物史观的思想范围之内。陶希圣、胡秋原等国民党人士，概莫能外。 陶希圣从论战的开始就没有遵从唯物史观，他的《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罗列了“士大夫阶级”、“官僚制度”、“知识阶级”、“宗法势力”、“男系制度”等概念，把中国社会描述成一幅官僚士大夫与外国资本相结合、大封建系统崩坏而小军事封建系统林立、宗法制度崩溃而宗法势力仍然存在的杂乱景象。这与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推动社会发展的学说，很难联系在一起。他本人也声明：“我们决不取‘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的一阶级论”。 论战后期，陶希圣在经营《食货》杂志期间，更加疏离了历史唯物论。胡秋原后来追忆自己当初参与社会史论战的动机时称：虽然“使用马克思主义语言”，其实是“与第三国际和中共对立”、是“非共反共”。将参与论战的各方的思想和见解都一股脑儿归入唯物史观范围之内，这既曲解了唯物史观，又混淆了思想斗争的不同阵线。 2、在论战中的各派，改组派、托派、中共干部派具有不同的政治背景，而大量的以个人独立地位参与论战者，研究者应当引为重视。 在论战中,中共干部派既有很严格的组织性,又在论点上遵从社会发展有顺序历经五个历史阶段的规律性。托派参与论战者,都有其政治组织的身份背景,在中国社会性质上恪守托洛茨基的理论,即主张中国已是资本主义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由此而影响对中国社会史的见解。除这个共同点之外,其他历史见解各有不同,甚至互相攻击。 改组派在政治上是个十分松散的组织,且真正存在的时间很短,而在社会史论战中,此派内部一开始就存在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