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型法治政府在中国（下）：深层结构的病理分析.docx

? ? ? ? ? 信任型法治政府在中国（下） 深层结构的病理分析 ? ? ? ? ? ? ? ? ? ? ? ? ? ? ? ? ? ? 为什么会存在对于公权力的信任危机？从人的角度来看，费孝通先生言道：“法治的意思并不是说法律本身能统治，能维持社会秩序，而是说社会上人和人的关系是根据法律来维持的。法律还得靠权力来支持，还得靠人来执行，法治其实是‘人依法而治’，并非没有人的因素。”[1]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法治事业的最大成就就是基本健全了社会主义法制体系，但是由于“人”的要素不具备，法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人是社会基础秩序中最核心的要素，当民众普遍犬儒化或民粹化，那法律运转所依赖的基础秩序也就破坏了，法律在实行过程中往往就被扭曲了。当人腐化了的时候，即使我们的制度再完美、再周全，制度的功能怕是很快就被消解殆尽了。人们不守法、不信法的态度阻碍了法律稳定性、确定性品格的释放，使行政法限制公权力，保护人民权利的制度功能无法完全发挥。另外，“一项政策能否付诸实施，实施后或成或败，全靠它与所有文官的共同习惯是否相安无扰，否则理论上的完美，仍不过是空中楼阁”。[2] 一 文化结构：走不出的身份社会？ （一）民众的权威人格和闭固性人格 1.民众的权威性人格 “儒家学说的基本假定是人是生存在各种关系之上的；此种种关系就是种种的伦理。”[3]中国社会不是以个人为本位，而是以人与人的关系为本位的社会，“中国之伦理只看见此一人与彼一人之相互关系，而忽视社会与个人相互间的关系……伦理本位者，关系本位也”。[4]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没有独立的地位，他必须依附于一定的关系才能证明他身心的存在，所以他必须符合特定的身份关系下的“礼制”，也就是必须符合孔子所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最基本的伦理秩序，做到长幼有序、尊卑有序、贵贱有别，每个人需要按照伦理纲常各守其道、各安其分。根据人类学者许烺光先生的研究： 中国的社会结构是以家庭为基础，家庭中的成员关系是以父与子的关系为“主轴”，其他种种关系也都以这一主轴为中心。父子的关系不但发生作用于家庭之中，而且扩及于宗族，乃至于国家。中国古代的君臣关系，实是父子关系的投射。由于中国社会的背景所孕育，中国人的性格因素首先是服从权威和长上（父子关系的扩大）。[5] “人与人的关系，常非平等的关系，而是从属的关系。故中国社会具有阶层性的结构，人们具有一种‘阶层性的心态’。”[6]这和西方社会是迥然不同的，西方社会的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每个人都有权利和上帝直接对话，而上帝也会公平地对待每个人；中国文化中没有超越性的上帝观，以“礼”来维持人与人之间差序结构的关系，“从己向外推以构成的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每根绳子被一种道德要素维持着”。[7]中国文化的道德性使得每个人都似乎是为他人而活的，身不是自己的，心也不是自己的，都活在人情场域、关系场域为自己所限定的义务与责任当中。 为什么中国人面对皇帝和官员具有顺从的性格？因为礼制要求他们服从于权威，国家的纵横韬略自有“肉食者谋之”，老百姓需要做的只是安其分，守其位，莫谈国事，“君子思不出其位”，所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之道也。“人们对于自己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只限于服从政令法规，即对于政治输出有所认知；至于个人与政令法规的制定，即政治输入的关系则毫无知觉，所谓‘民日迁善而不知为之者’。因此，安分守己是普遍的美德，人们的义务是完粮纳税，应役当差。”[8]丧失了主体性和独立的人格的民众绝对顺从于谋国事的“肉食者”，依附于各级权力执行者，这就是金耀基所说的中国民众的“权威性人格”。“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刑政，其极一也。”官僚体制依靠“儒表法里”的礼仪纲常的道德教化和严刑峻法乃至“不怨天，不尤人”的命运哲学使民众丧失自我判断，完全愚忠于权威的统治。中国的老百姓最懂如何逆来顺受，将希望全部寄托在青天大老爷的出现，如果这辈子不幸没有遇到清官，民众一般也不会奋起反抗，只是寄希望自己来世能够投个好胎。“中国自来就不许让人民具有什么基本的权利观念，所以他们对于任何自身基本权利被剥夺、被蹂躏的事实，很少从法的角度去考虑其是非，至多只在伦理的范围去分别善恶；事实上，即使是在伦理认识内，他们也并不能把善恶辨得明白，因为读书有权利做官，做官有权利发财，做官发财都由命定这一类想法，是不许他们有彻底的道德评价的。”[9] 在皇权社会下，由于民众丧失了独立的自主判断能力，单向度的依附于公权力，所以民众对于政府的信任与其说是信任，不如说是愚忠。但今日之中国，官民之间形成契约型信任关系了吗？笔者认为为时尚早，民智一日未开，中国一日走不出身份社会。鲁迅先生曾说过，中国只有两个时代，一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是暂时坐稳了奴隶的时代。“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