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语音学的形成与发展.doc

汉语语音学的形成与发展 （一）古代的语音研究?? 公元3世纪，中国就有了反切注音的办法，据传最早使用反切的是三国时的孙炎，所著《尔雅音义》今已佚。反切的发明说明当时人已能够根据汉语语音特点把一个字（即一个音节）分为声母和韵母两部分。 到南北朝时，沈约等人又注意到“平、上、去、入”四声的分别，从此奠定了汉语音节分为声、韵、调3部分的基础，揭示出汉语语音的基本特性。以《切韵》为代表的韵书就是在这个基础上逐步发展形成的。韵书根据声母、韵母和声调分析汉语语音，归纳出相当完整的语音系统，是汉语语音研究很重要的发展。中国历代都有韵书，虽然其中往往杂有古音和方音成分，但有不少韵书能够描写出当时语音系统的基本面貌，这在古代是非常难能可贵的。韵书编写的目的是为了便于读书人做诗押韵，到唐末宋初出现的三十六字母则完全是为了归纳当时的声母系统，已自觉地进入了语音研究的领域。 宋元以后盛行韵图，韵图把韵书归纳出的韵母和三十六字母结合起来，根据发音特点各分为若干大类，整理成表格，便人查检，虽然所用名词术语纷繁芜杂，有的不易理解，但由于把语音系统简化成图表，汉语语音的系统性就表现得更加明显。 古代学者很早就发现了古今音的不同： 公元 3世纪，汉末刘熙《释名》中就曾提到:“古者曰车，声如居……今曰车，声近舍。”但这种认识只限于个别的字音。 对语音的历史发展有系统的认识开始于16世纪，明代陈第从历史观点出发提出“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亦势所必至”的主张，是正确认识语音发展变化的理论先驱。 顾炎武在陈第的影响下，对上古音做出开创性的研究，他把上古韵分为10部，为上古音的研究方法奠定了基础。 清代考据学盛行，一些著名学者如戴震、段玉裁、王念孙、钱大昕等人都对上古音的研究作出很大贡献，研究越精，韵部就分得越细。清代学者很少研究上古音的声母，只有钱大昕提出“古无轻唇音”、“古无舌上音”的主张，今天看起来仍是完全正确的。江有诰集各家之成，编成《音学十书》，把上古音分为21部，并列出谐声表，可以算是清代研究上古音的总结。 20世纪初，章炳麟和黄侃又对江氏结论有所修正，清代研究上古音的方法和成就到此就告一段落。 清代学者研究语音是为考据学服务的，目的主要在于疏通先秦古籍，因此对上古音以后的语音发展不大重视，称《切韵》所代表的中古音为“今音”，很少有人专门研究。清末陈澧扭转这种偏向，所著《切韵考（内外篇）》用逐字系联的方法分析归纳《广韵》的反切上下字，考订中古音的声母和韵母。他所创的系联法虽有一些缺点，但方法比较严密，结论基本可信，至今为人所引用。 （二）“五四”时期至1949年的语音研究? 中国文化和外国文化曾经有过两次大规模的交流和撞击。第一次撞击是东汉以后佛教的传入，第二次撞击是二十世纪的西学东渐。这两次交流和撞击对中国人的思想意识和文化观念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自然也影响到中国语言学的发展。在中国语言学的发展过程中， 两次撞击首当其冲的都是语音学。第一次产生了中国传统语音学－－音韵学。第二次产生了中国现代语音学。 1918 年，钱玄同在北京大学授课的讲义《文字学音篇》出版，这是中国第一部概论性的音韵学著作，其中用相当多的篇幅讲解注音字母，并且用音标作为标音工具。这说明中国传统音韵学已经开始向现代化的方向转变。 在语音学的带动下，中国语言学摆脱了传统的羁绊，面向世界，面向社会实际需要，开始走上了革新的道路。 “五四”前夕，北洋政府教育部在 1918年公布了注音字母， 对当时的“国语运动”起了很大推动作用，1928年，又肯定了国语（即普通话）应该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赵元任、黎锦熙、钱玄同等语言学家在当时都对北京话的语音系统做了相当详尽的分析，改变了长期以来语音研究重古轻今的倾向。 “五四”以后，西方语言学理论传入中国，对汉语语音研究产生很大影响。瑞典学者高本汉用比较语言学的方法研究汉语语音，对中古音和上古音的实际音值做出构拟，使汉语语音研究摆脱汉字的束缚走上音标化的道路。高本汉的著作很多，影响最大的是《中国音韵学研究》（法文，1926），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把该书译成中文，于1940年出版。译本对原著内容做了必要的订正和补充，比原著具有更高的学术价值。赵元任在1934年所写《音位标音法的多能性》（英文）一文从汉语方言和古音中的一些现象阐述音位的应用和理论，至今仍被国际公认为音位学创始时期的重要理论著作。在此时期，李方桂连续发表《切韵a的来源》等3篇讨论上古音的文章，罗常培发表《知彻澄娘音值考》、《切韵鱼虞之音值及其所据方音考》等讨论中古音的文章，这些文章对上古音和中古音音值的拟测都作出了重大贡献。 20世纪40年代，陆志韦《古音说略》(1947)一书出版，从统计学方法入手研究上古音和中古音，提出许多独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