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台文化：论闽台文化的地域特征.doc

论闽台文化的地域特征 　　闽台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种地域形态。中华文化是几千年来汉族与各兄弟民族共同创造的文化，因此，广义地说，闽台文化应当包括闽台地区各兄弟民族的文化。不过，由于闽台社会是以汉族为主体形成的社会，我们通常只是狭义地使用闽台文化这一概念。这一般是指来自汉族核心地区的中原文化，在播迁闽台的过程中，因地理环境的不同、历史发展的差异和与土著文化融合所产生的变异等诸种因素，而形成的一种地域性的亚文化。它具有汉民族文化普遍的本质属性，又拥有闽台地区自己的特殊品格。对于闽台文化的研究，过去较多集中在对其历史形成和现状发展的探讨，较少对闽台文化由历史积淀而来的特殊属性进行整体性的考察。本文企图从地理的、历史的、经济的、文化的不同角度和层面，对闽台文化的区域性特征提出四点初步分析，以就教于前辈和同侪。 一、从大陆文化向海洋文化的过渡：多元交汇的“海口型”文化 　　闽台文化是一种什么性质和类型的文化，史学界和文化界并无深入的讨论，只在各自的研究中有过一些不尽相同的论述，或者认为闽台基本上是一种大陆型文化，或者认为闽台的海洋环境造就了闽台的海洋文化，或者干脆认为闽台不属于同一种性质的文化，福建是大陆文化，而台湾是海洋文化，等等。至于研究者是在何种意义上来使用大陆文化和海洋文化这两个概念，也各有自己的解释。这就使得我们在讨论这一问题之前，必须对大陆文化和海洋文化在内涵上有一个基本的界定。　　所谓大陆文化和海洋文化，其提出源自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对世界文化类型的划分。黑格尔在该书“历史的地理基础”一节中，把体现出“思想本质上的差别”的“地理上的差别”，划分为三种类型，１.干燥的高地、草原和平原；２.巨川大江灌溉的平原流域；３.与海相连的海岸地区。第一种类型以游牧民族为代表。他们漂泊的放牧，不以土地为财富，每年越冬宰杀半数牧畜也使他们无法积累财富，除了“显示出好客与劫掠的两个极端”外，“在这些高地上的居民中，没有法律关系存在”，因此他们常如洪水一般，泛滥到文明国土上，表现出一种野蛮的原始本性。第二种类型以农耕民族为代表。巨川大江的灌溉造成肥沃的土地，使“这里的居民生活有所依靠的农业，获得了四季有序的收获……土地所有权和各种法律关系便跟着发生——换句话说，国家的根据和基础，从这些法律关系开始有了成立的可能”。但他们以海作为陆地的天限，闭关自守使他们无法分享海洋所赋予的文明。第三种类型以海洋民族为代表。当他们“从大海的无限里感到自己底无限的时候”，他们便以智慧和勇敢，超越“把人类束缚在土壤上”，“卷入无穷的依赖性里边”的平凡的土地，走向大海，进行征服、掠夺和追逐利润的商业。毫无疑问，黑格尔是以海洋文明作为人类文明的最高发展，来否定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的。当他进一步以这三种地理类分，来“观察和世界历史有关的三大洲”时，这一观点更暴露无遗。他认为：“阿非利加洲是以高地做它的主要的、古典的特色，亚细亚洲是和高地相对的大江流域，欧罗巴洲则是这几种区别的综合。”然而，非洲“还笼罩在夜的黑幕里，看不到自觉的历史的光明”，因此“他不属于世界历史的部分，它没有动作和发现可以表现”；而亚洲，虽然是世界历史的起点，“‘精神文明’从亚细亚升起”，但世界历史是从“东方”走向“西方”，亚洲是绝对的“东方”，而欧洲是绝对的“西方”；“他们和世界历史其他部分的关系，完全只由于其他民族把它们寻找和研究出来”。惟有欧洲，才是“世界的中央和终极”，“绝对地是历史的终点”。①　　黑格尔的世界体系明显带有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偏见。因此，建立在黑格尔历史哲学基础之上的以大陆文化（黄色文明）和海洋文化（蓝色文明）来区分东方和西方文化，便也无法走出黑格尔偏见的阴影。其所谓孕育自内陆地区的大陆文化是保守的、苟安的、封闭的、忍耐的，孕育自海岸地区的海洋文化是冒险的、扩张的、开放的、竞争的等等，便是基于这种偏见的言说。尽管黑格尔的海洋文化理论，在解释人类文明起源和揭示欧洲文明性质上，有着合理的内核，但其片面性和内在的悖论却常为学界所质疑。为了说明海洋对人类（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文化发展的意义，许多学者倾向于从海洋与人类的关系，在本体论的意义上重新定义海洋文化。本文所讨论的闽台文化性质，也在这个意义上把大陆文化和海洋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形态，而不作为价值判断为论析。　　关于中华文化的性质，近年主持“海洋与中国”多种研究论著出版的杨国桢教授指出：“中华民族的形成，经历过农业部族争胜和海洋部族融合的过程，中华古文明中包含了向海洋发展的传统。在以传统农业文明为基础的王朝体系形成以后，沿海地区仍然继承了海洋发展的地方特色。在汉族中原移民开发南方的过程中，强盛的农业文明，吸收涵化了当地海洋发展的传统，创造了与北方传统社会有所差异的文化形式。南中国的沿海地区，长期处于中央王朝权力控制的边缘区，民间社会以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