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域外小说集》重印与文学再生产机理研究.docx

? ? 《域外小说集》重印与文学再生产机理研究 ? ? 黄英豪， 魏 巍 (西南大学 中国新诗研究所，重庆 400715) 一、引言 鲁迅于晚清留学日本，在日七年间，他大量阅读日本学界译介的外国文学作品。在日本的现实境况与民族危亡的社会局势使得鲁迅尤其关注“弱小民族”与“被压迫被侮辱民族”的文学作品，而更为重要的是——据鲁迅所言——幻灯片事件的出现，直接引发了他对国民性的思考，并渴望通过文艺来疗救这个积贫积弱的国家。1909年，周氏昆仲选取了在晚清文学翻译市场上极为少见的东北欧以及俄国等地的文学作品十六篇，将其作为翻译对象，编选、集结为《域外小说集》，并于东京出版。鲁迅在序言中自称：“异域文术新宗，自此始入华土。”[1]168可见其对《域外小说集》寄予较高的期待。但是在出版之后，《域外小说集》销量惨淡。周氏昆仲回忆此书上下两册仅售出四十余套。对于《域外小说集》的销量惨淡这一现象，胡适与阿英各有看法，如胡适认为：《域外小说集》的“成绩归于失败”是“古文本身的毛病”，虽然周氏兄弟的《域外小说集》比林译小说高明，“用古文译小说，固然也可以做到‘信，达，雅’三个字，——如周氏兄弟的小说，——但所得终不偿所失，究竟免不了最后的失败”[2]111。胡适采取“白话优于古文”的新文化预设视角看待《域外小说集》初版时的失败境况，实则将《域外小说集》作为“白话文运动”的注脚，为压倒“保守派”造势。显然，胡适的这种观点是此一时彼一时利益权衡之后的结果，要知道，林译小说当年风靡全国知识界的时候，胡适、鲁迅、周作人等都是他的忠实拥趸，而林纾的翻译语言恰恰就是古文，从这一点来说，胡适的判断显然有其私心。阿英则从文化市场反应的角度切入，认为东京版域外小说集之所以滞销，原因之一：周氏兄弟使用“直译”手法翻译域外小说，使其译本阅读难度增加，不易为市场接受[3]256。原因之二：晚清文学市场中的阅读习惯偏向于“长篇章回体”，而《域外小说集》的短篇体式不易为读者接受[3]255。 假使胡适与阿英对东京版《域外小说集》滞销的论证逻辑成立，那么如何解释1921年《域外小说集》由群益出版社重印出版的事件？更有甚者，《域外小说集》在重印之后多次再版：“在1921年初印之后，1924年即重印，1929年又出了三印，说明有着持续的市场需求”[4]。按照市场的反应来看，既然在新文化运动之前，读者对“古文译介外国文学作品”的方式就颇为“反感”，那么在新文化运动之后，读者反而对“古文直译”的《域外小说集》有所钟情？再如“短篇小说”一论，据研究者考察，晚清年间“短篇”数量也较为可观，堪称流行[5]140。 可见，胡适与阿英两者观看《域外小说集》的出发视野具有一致性，他们从新文化初期前后特定的读者接受群之惯习反观晚清文学场的变化，在“后生发”的五四风景遮蔽下，反而忽视了其原初发生空间。周氏昆仲翻译的《域外小说集》在东京版与群益版两个版本之间为何会产生如此大的销量差距？考察其现象的发生，不能忽视的是周氏昆仲从晚清到五四，逐步进入文学场中心的社会文化活动轨迹。如布迪厄所说：“文化革命产生了这个颠倒的世界即文学场和艺术场，文化革命之所以获得成功，原因是一心想颠覆观念和分类的一切原则的伟大异端们。”[6]73《域外小说集》从滞销的晚清“异端”演变到新文化时期畅销的“教科书”，读者对作品的接受明显发挥着持续效用，但是文学场中的“占位”情况对市场、出版、资本的文学口味的塑成情境也极为重要：“所有的位置从它们的存在本身及它们加在占据者身上的决定性上看，依靠它们在场的结构中，也就是在资本(或权力)的空间分配结构中当下的和潜在的状况，资本的拥有左右着在场中达成的特殊利益的获取(比如文学权威)。”[6]279因此，有必要将《域外小说集》初版与重印前后“颠覆”的文学现象嵌入晚清民初的文学生产机制，并进一步考察《域外小说集》旧版重印的社会化运作空间与文人“占位”轨迹。 二、出版与文人职业化 晚清恰逢向现代性转型的社会阶段，其因科举制度的取消以及梁启超等人的“三界革命”呼声，特别是“小说界革命”于潜在层面提高了小说的地位，加之实行报酬机制的文学报刊等因素的出现，逐渐形成覆盖面较广的职业撰稿人与不完全以文为生的作家群体(“不完全”指的是在报刊兴起之初，许多作家的报酬并不能满足其生活开支，除了撰文写稿之外，会兼任报刊社或者书局的编辑等职位)，但仅是文人职业化之产生远不能支撑起完善且可进行再生产的文学生产机制，即使如李欧梵所说，清末民初之际，“民众文学”衍生的市场促使杂志编辑与撰稿人愈发向职业化转变[7]484，但以“文化产品制作者—文化产品生产者—文化产品消费者”三者相互依存为基本架构所形成的生产机制，制约着文学产品的生产、流通、消费等环节。 文化产品生产者——以报纸、书局、杂志等出版单位为主，游离于政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