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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治未病的历史演变 出品：科普中国制作：北京燕清联合文化产业发展中心监制：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 很多人都听过“扁鹊见蔡桓公”的故事。扁鹊为蔡桓公治病，却不得蔡桓公的信任，而最终扁鹊逃走，蔡桓公不治而亡。故事中展现的不只是扁鹊高超的医术，还体现了中医“治未病”的思想。 预防为主的思维与实践是医学发展的方向，这已成为当今国内外的共识。美国从事自然和预防医学工作的安德鲁·韦尔博士在其著作《不治而愈》中，明确指出：“医生的基本职责首先应该是教会人们如何不得病……传授预防知识应该是最重要的，治疗已发生的疾病是次要的。”类似的观点，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古代医者就已经提出，即“治未病”。 说到“治未病”的思想渊源，必然离不开《周易》，它对中医“治未病”思想的起源有着极为深刻的哲学指导意义。《周易》以运动规律的客观存在为基础，提出居安思危的理论，告诫人们要防患于未然。这种思想渗透于中医学中，奠定了“不治已病治未病”的思想基础。 “治未病”一词首见于被历代尊为“医家之宗”的《黄帝内经》。该书分《素问》和《灵枢》两个部分，书中三处明确提出“治未病”的概念，成为中医治未病的基本理论和实践框架。 在《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中有这样的表述：“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这段话从正反两方面强调“治未病”的重要性，是对治未病的最为经典的论断，明确提出了治未病养生的思想内核——“未病先防”，成为当今预防医学的座右铭。 在《素问·刺热篇》中指出：“肝热病者左颊先赤，心热病者颜先赤，脾热病者鼻先赤，肺热病者右颊先赤，肾热病者颐先赤。病虽未发，见赤色者刺之，名曰治未病。”从这段表述中，可以体会到及时发现、早期诊断和治疗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 在《灵枢·逆顺》篇中还提到：“上工刺其未生者也；其次，刺其未盛者也……上工治未病，不治已病，此之谓也。”这里补充强调了未病先防的另一方面含义，疾病出现某些先兆，或处于萌芽状态时，应采取措施，防微杜渐，把握时机，予以治疗，从而达到“治未病”的目的。 以此为理论基础和实践框架，历代医者通过卓有成效的实践活动，使“治未病”思想得到广泛的运用，同时，在实践过程中逐渐丰富和完善“治未病”思想。 这里还要再次提及开篇所提到的扁鹊，这位春秋战国时期的医者。他“治未病”的思想鲜明地体现在蔡桓公的病案中。史家巨擘司马迁在《史记》中为其作传，为此感叹道：“使圣人予知微，能使良医得早从事，则疾可已，身可活也。”足见扁鹊精湛的医术和“治未病”思想对后世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张仲景像 时间来到了东汉，史称“医圣”的著名医者张仲景，对“治未病”进行了独到的研究。以其所著《伤寒杂病论》一书为标志，“治未病”已经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学说，其中关于养生保健，均有涉猎；治则方药，一应齐全。其“治未病”思想主要包括：无病重防。在健康状态下，重在摄生以防病；同时提倡饮食有节，保持精神愉悦，起居有常，在此基础上通过导引、吐纳等方式锻炼身体，提高抗病能力。即在疾病发生以后，应早期诊断、早期治疗，以防止疾病的发展与转变。此为张仲景“治未病”的中心环节，特别强调早期治疗，将治未病的脏腑作为既病防变的重要措施，注意慎治防变。 此后，东汉华佗创立五禽戏健身法，晋代葛洪强调气功摄生，都对治未病的实践应用进行了深化。 孙思邈像 孙思邈，唐代著名医者，在治未病方面做出重大贡献。他将疾病分为“未病”、“欲病”、“已病”三个阶段，要求医生要“消未起之患，治未病之疾，医之于无事之前”。在其所著《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两书中，明确论证了“治未病”与养性的直接关系，“善养性者，治未病之病”。他主要从养生保健和欲病早治的角度着眼，创造了一整套养生延年的方法，有很高的实用价值。 到了明清时代，“治未病”理论日臻成熟，这个时期的医者们在临床实践中灵活应用“治未病”理论，大大丰富了治未病的方法和手段。明代著名医者张景岳提出“履霜坚冰至，贵在谨于微，此诚医学之纲领，生命之枢机也。”一语中的地指出了“谨于微”就是“治未病”的关键所在。明末清初的喻嘉言也是治未病思想的大力倡导者，并专门撰写了《医门法律》，其中的一些方剂，就是基于“治未病”的思想提出的。 清代叶天士对于治未病研究颇深，作为温病学派创始人，在《温热论》中提出“务在先安未受邪之地。”这种提法进一步阐明了“治未病”的另一层涵义，即在疾病过程中要主动采取措施，防变于先，控制病势发展的思想。 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与完善，结合现代医学理论，中医“治未病”思想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未病先防”，在疾病未形成之前，对可能导致疾病的各种原因，采取针对性预防措施。其中的关键在于以养生为要，贯穿于日常饮食、起居、情志、欲望等方面，从而达到防病的目的。 （2）“见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