澄清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认识误区.doc

PAGE 8 澄清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认识误区 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和产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之举，对此中央高度重视。从理论逻辑上看，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涉及产业结构调整、产业转型升级、产业链安全运行等多项任务。但从地方实践来看，对如何从产业层面调结构、促转型和保安全等基本问题，还存在一些认知和行动上的偏差。处理好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进程中的重大经济关系，厘清认识误区，校正实践偏差，是立足我国产业发展实际、高质量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前提。 处理好“虚”与“实”关系，防止“脱实向虚” “经济发展更多依靠服务业支撑，服务业占比越高、实体经济比重越低，产业体系就更加现代化”，这是对实体与虚拟经济关系的认识误区。这一认识误区带来的行动偏差，表现为在政策导向上要求提高服务业比重，从而导致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比重下降、产业发展出现“脱实向虚”的现象。 从西方产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来看，随着一国经济跃升，主导产业确实会依次出现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的更替现象。先行工业化国家的实践也表明，制造业在一国经济中的比重达到峰值后都会出现下降趋势，服务业成为后工业社会国民经济的主导行业。当下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服务业占比都已超过70%。但当前，我国制造业比重出现的下降趋势，与先行工业化国家制造业占比“达峰后下降”，面临的基础条件存在系统性差异。 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比2006年峰值为32.5%，自此之后出现下降趋势。2006年，我国人均GDP仅为3069美元（以2010年美元衡量，下同）。对比地看，美国制造业比重在1953年下降时，其人均GDP已经达到1.64万美元；日本1970年与德国1969年制造业比重开始下降时，人均GDP也分别达到了1.87万美元与1.97万美元。也就是说，在人均GDP还未达到高收入国家门槛1/4的条件下，我国制造业比重就开始过早下降了。这反映出我国制造业消化成本能力、产品定价能力相对薄弱，归根结底，产业基础能力还需稳固提升。 事实上，即便处于后工业发展阶段的发达国家，制造业仍然是服务业发展的根基，是全社会研发和技术的集聚领域，全球竞争的制高点仍然依托强大的实体经济和制造业。如美国制造业占GDP比重约为11%，但70%的国内研发投入、64%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以及90%企业专利都来自制造业；英国制造业投资占全部投资比重虽仅有13%，但制造业却支撑了英国70%左右的研发投入。当下，我国制造业向高附加值环节攀升仍有广阔空间，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必须警惕产业空心化风险，坚持以实体经济为重，防止“脱实向虚”。 处理好“量”与“质”关系，力戒“贪大求洋” “产业实现跨越式规模扩张、新兴产业龙头企业引入迅速，产业体系就更加现代化”，这是对产业政策规模和效率导向关系的认识误区。这一认识误区带来的行动偏差，表现为地方招商引资“喜大厌小”，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一哄而上”，出现脱离地方实际的“盲目投资”，甚至“高端产业低端化”等现象。中央要求“坚持稳中求进、循序渐进，不能贪大求洋”，针对的主要就是这类问题。 经验表明，产业政策以规模还是以效率为导向，是受经济发展阶段约束的。在经济发展追赶阶段，我国经济发展中的短板很清楚，产业政策只要按照“雁行理论”效仿先行国家就能形成比较优势。这时，产业政策导向突出扩张规模、强调发挥好“规模经济”优势，利用选择性产业政策招引大企业、大项目，是与发展阶段相适应的，也有助于降低市场“试错”成本。 但时至今日，我国产业技术水平走向世界前沿，产业发展技术路线不确定性增强。未来哪些产业能够成为发展主引擎，政府并不比市场更具有信息优势。处于关键生产环节、拥有关键技术的中小企业，对产业发展的趋势性影响越发凸显。此时，地方招商引资的“喜大厌小”倾向，将进一步放大选错技术路线带来的市场风险。 规模导向的产业政策之所以要调整，还在于产业规模经济特性的内在变化。随着个性化量产时代的到来，“规模经济”的重要性逐步让位于“集聚经济”。过去，地方招商往往会集中在同行业类型企业，通过把产业规模做大发挥规模经济优势；当前，在一定区域内围绕特定产业形成上下游产业链集群，发挥集聚带来的经济优势，已经成为新的产业组织形式。地方招商更需要搭建一个以掌握关键工艺、关键环节、关键技术为主的产业创新发展平台。这时，只关注和招引新兴产业龙头企业，忽略产业链集群水平整体提升，龙头企业也难以分享到集聚带来的创新优势。 处理好“点”与“面”关系，避免“割裂对立” “三次产业结构演进存在普遍规律，第三产业占比不断提升，产业体系就更现代化”，这是对一二三次产业之间结构关系的认识误区。这一认识误区带来的行动偏差，表现为把三次产业的“点”与“面”割裂对立开来，甚至错把西方产业结构演进的“统计规律”照抄照搬过来当作指导我国现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