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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陈留未返本初考 同治六年（189年）9月，董先生专横于政府，废除了少帝，设立了刘庙，导致京都的政治动荡。结果，曹操离开了官职，逃到洛阳，并参加了董先生向东征的行动。关于他出京的行踪和活动地点,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所载是经中牟奔赴陈留郡,在己吾县(治今河南宁陵西南)起兵,即由洛阳直接到陈留招募军队举义反对董卓的,史学界的相关著述大多对此表示认同 一 苏氏陈留推进陈留兵制 如果说曹操出逃后直接到陈留组织起兵,有几个疑点值得关注。其一,从当时的历史进程来看,中平六年八月董卓进京,废少帝刘辩又逼走袁绍。“九月甲戌,董卓废帝为弘农王” 卓到,废帝为弘农王而立献帝,京都大乱。卓表太祖为骁骑校尉,欲与计事。太祖乃变易姓名,间行东归。出关,过中牟,为亭长所疑,执诣县,邑中或窃识之,为请得解。卓遂杀太后及弘农王 也就是说,曹操逃离洛阳是在九月初二前后,很快到达中牟,而他在陈留起兵是在十二月,这中间有三个来月时间的活动在曹操的本纪中没有交代,并不清楚这段时间他是否一直待在陈留。 其二,《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曰:“太祖至陈留,散家财,合义兵,将以诛卓。”曹操的家财在谯县,如果他离开洛阳直接到达陈留招兵买马,那么这些财物是不可能随身携带而来的。曹操的祖父是“用事省闼三十余年,奉事四帝” 其三,曹操此刻是身负重罪的要犯,他在逃亡途中即已受到朝廷通缉,故曾被拘押。“中牟疑是亡人,见拘于县。” 十一月,太尉董卓为相国,爵卓母为池阳君,司徒黄琬为太尉,司空杨彪为司徒,光禄勋荀爽为司空。卓虽无道,而外以礼贤为名,黄琬、荀爽之举,从民望也。又任侍中周毖、城门校尉伍琼,沙汰秽恶,显拔幽滞,于是以尚书韩馥为冀州,侍中刘岱为兖州,陈留孔胄为豫州,颍川张咨为南阳太守,东平张邈为陈留太守 《资治通鉴》卷五九则记载韩馥等人出任州郡要职的时间是在中平六年十二月 综上所述,曹操逃亡和起兵的行踪过程还需要深入探究。笔者注意到有些历史记载反映,他在离开洛阳之后并非直接到陈留举事,而是先回到故乡沛国谯县,曾经召集了部分人马,然后再到陈留参加讨伐董卓的战争。如《英雄记》云:“灵帝末年,(刘)备尝在京师,后与曹公俱还沛国,募召合众。会灵帝崩,天下大乱,备亦起军从讨董卓。”ue583 二 从“宗”到“后” 据某些史料反映,曹操在回乡之初曾准备聚众举义,但是遭到了地方官员的残酷镇压。他的老家沛国谯县是豫州刺史的治所 从史书的相关记载来分析,曹操回乡募兵与黄琬捕杀曹邵的时间均在当年九月。如前所述,曹操出走是在九月甲戌(初一)董卓废少帝之后、丙子日(初三)杀何太后之前,即在九月初二日左右。《后汉书·郡国志二》注引《汉官》曰:“(谯)去雒阳千二十里。” 此外,从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看,就全国的政治环境而言,中平六年九月曹操回乡时举兵讨伐董卓的时机尚未成熟。虽然董卓的专权和暴政引起很多官员豪族的不满,但是他毕竟挟持天子,动辄以朝廷的名义发号施令,起兵反对他等于是造反。即便是手握重权的封疆大吏,也没有人敢于率先举义,更不要说势单力孤又素无声望的曹操了。直到当年十一月之后,朝廷外放了韩馥、张邈等一批仇视董卓的京官到州郡任职,他们到任后开始掀起讨伐董卓的热潮。十二月,“东郡太守桥瑁诈作京师三公移书与州郡,陈卓罪恶,云‘见逼迫,无以自救,企望义兵,解国患难。’” 黄琬赴京之后,豫州行政长官的职务曾出现短暂空缺。如前所述,朝廷至十二月才外放了一批在京的名士出任州郡长吏ue583 三 从“规模”到“时机”:为国第二,不可忽视 方诗铭先生认为曹操选择在陈留举事,是因为他有经营河南、待机争夺天下的战略计划。所谓“规大河之南”,出自济北相鲍信之语。他曾对曹操说:“今(袁)绍为盟主,因权专利,将自生乱,是复有一卓也。若抑之,则力不能制,祗以遘难,又何能济?且可规大河之南,以待其变。” 曹操曾在《让县自明本志令》中,系统地追述了他政治抱负的前后演变,囿于其家世和修行声誉,起初他只是想做个“守千里之地,任兵马之重” (袁)绍之抗卓也,曰:“天下健者,岂惟董公?”其志可知已。及其集山东之兵,声震天下,董卓畏缩而劫帝西迁以避之,使乘其播迁易溃之势,速进而扑之,卓其能稽天讨乎?乃诸州郡之长,连屯于河内、酸枣,踌躇而不进。其巽懦无略者勿论也;袁绍与(袁)术,始志锐不可当,而犹然栖迟若此,无他,早怀觊觎之志,内顾卓而外疑群公,且幸汉之亡于卓而己得以逞也 王夫之强调,当时起兵与董卓作殊死搏斗之人,仅有曹操和孙坚两位。“于斯时也,蹶起以与卓争死生,曹操、孙坚而已。” 诸将方争据地以相噬,操所用力以攻者,黑山白绕也,兖州黄巾也,未尝一矢加于同事之诸侯。其据兖州自称刺史,虽无殊于绍,而得州于黄巾,非得州于刘岱也;击走金尚者,王允之赏罚无经有以召之也;然则献帝而能中兴,操固可以北面受赏,而不获罪于朝廷,而不轨之志戢矣 据史籍所载,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