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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剧场建筑的百年回顾与反思上 1949年后，中国开始建设现代戏剧。不论我们发展的过程经过了多少曲折，成绩还是明显的。1949年前全国找不到一个可以舒展的演出场所，包括上海、天津、北京（甚至包括香港在内）这些大城市，有几个像样的电影院或是礼堂就不错了，能和发达国家并肩起坐的剧场，几乎没有几个。这是半封建半殖民地长期统治的结果。经过1949年后50多年的努力，目前，不论在已建成的剧场，还是剧场建筑设计力量、剧场各种设备的设计、建造力量方面，我们都可说最少在发展中国家中名列前茅，因为我们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剧场建造行业。 但是50年来，这些工作的经验和教训并没有得到认真的总结，在行业中也还没有多少自己的创新，尤其在剧场管理方面尚没有找到完全适合国情的种种形式。直到目前，我们基本上还是跟在发达国家的剧场后面跑，而且还常常不小心跑错。这与专业人员太少有关，也和我们很少把剧场建筑和管理这个不小的行业提升到真正的学术层面上来讨论有关。大部分专家都承认剧场建筑是民用建筑中较为复杂的，专业性极强的一个品种。但同时，在我国，剧场又是任可一个没有丝毫经验的业主和建筑师都敢于下手蛮干的对象。因为剧场常常是搞糟以后可以马虎过去，不受任何评价和审计，因而不负任何责任的工程。改革开放以后的最近几年，新建了一批不错的剧场，但也有很多很糟的业绩。必威体育精装版的趋向是，沿海一带不少城市用一亿元、几亿元或更多的钱建造大剧场已成风气。以全国全年中央文化经费不过五六十个亿人民币的标准来看（见1996年5月1日《中国文化报》中《1995年全国文化事业经费的纵览》一文），在省级市区级市，甚至是县级市中，用几亿元建造一个剧场，应该说不是一件小事了。但是，不少人错误的以为剧场一定要造成“标志性”建筑，更有有权力的一些人甚至把剧场规模与政绩划等号，就使攀比建造大剧场之风愈刮愈烈、愈刮愈歪。诚然，这种风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在大发展阶段所难以避免的。欧洲、美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刮过这种风；前苏联在上世纪30年代末也刮过这种风（当然其表现形态不尽相同），所以说在全国建设规模特大特快的阶段中，做些傻事也确乎难免。重要的是要有总结、有研究、有自省、不再犯，最怕是干了傻事以后还认为是“从胜利走向胜利”。“大跃进”和“文革”的前鉴不是如此吗？ 建造剧场对建筑师是个难题，规划剧场布局和经营前景对文化领导部门也是难题。在市场经济下的今天，似乎已没有哪个政府部门或是学术团体能对全国剧场的布局、规划起统筹的作用了。但市场经济这个无形的巨手又似乎还未曾对剧场的健康发展有丝毫作用。以北京市为例，一方面有一批剧场空着、闲着、节目塞不满，另一方面又有一大批的待建新剧场（估计这些剧场建成以后，很可能很快也进入空着、闲着或节目塞不满的行列），这就形成了一个怪圈。我们原意想以建造剧场来满足戏剧健康发展的需要，但结果是造出了一批剧团填不满、用不起的宏伟建筑。在建造剧场中，国家对剧场硬件尚有一个由建设部与文化部联合发布的“规范”，它使我们多少对各类硬件的技术参数有规可循。但是对剧场管理方面，则无任何标准可依。例如，一个剧场一年最少应该演多少场戏才算经营合格？这个最起码的软件标准，就未见一个政府或学术单位提出来。因此，你盖一个一年里演出50场的剧场，和一个一年演300场的剧场一样都是经营合格单位，他们的政绩是相同的。 而在发达国家中则有约定俗成之法。在欧洲大陆地区，绝大多数剧场是一年中演出300场左右。在英语地区，其演出数量也差不多。我曾去过的德国斯图加特大剧院（歌剧院），它每年演出约289场，上座率为92.1%，法兰克福话剧院每年演出约312场，上座率为66.5%。慕尼黑巴伐利亚州立歌剧院每年演出331场，上座率为92.4%。德国汉堡歌剧院每年上演303场，上座率为94.8%。奥地利林茨大剧院每年上演260场，上座率为77.5%。奥地利维也纳大歌剧院每年上演300场，其上座率也在90%左右。我不清楚他们这些国立或州立、市立的剧院是否定有法规，但客观事实就为我们提供了经营标准。一般从每年的7月1日起到8月末止，是对建筑、各种设备的检修期。9月初新演出季开始，一直不间断地演到来年6月底。英语地区，最引人注目的是出租性的商业剧场。尤其是像纽约百老汇的几十个剧场，伦敦西区的几十个剧场也都是暑期休息，9月份开始营业，一年约演300场。这两个地区的剧场几乎都是纯商业演出，它们的音乐剧上座率极高，看戏常常都只能等买退票，其上座率肯定在90%以上。 有了上述的演出场次和上座率，一个国家的戏剧市场才能称得上是真的繁荣。反观我国，如北京新长安大戏院每年上演在400场左右（上座率不明），上海大剧院对外号称一年演出250场（但按其上演剧目的实际场次计算，似乎不到此数）。北京首都剧场（不计算小剧场）大约一年演出在180场左右，但我数次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