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府诗集》研究的反思.docxVIP

《乐府诗集》研究的反思 吴相洲教授主编的《乐福诗集》分类研究丛书包括《郊区寺燕射歌语言研究》（王福）、《横吹歌语言研究》（韩宁）、《香河歌语言研究》（王传飞）、《清代经济与文化语言研究》（曾志安主编）、《舞蹈歌语言研究》（梁海瑞主编）、《钢琴歌语言研究》（周世辉主编）、《杂曲歌语言与杂声民谣语言研究》（项英）。《现代音乐语言研究》（袁绣白、曾志安主编）、《新乐福语言研究》（张玉玉）等9篇著作于2009年8月由北京大学出版。这是迄今为止对郭茂倩《乐府诗集》一书所做的第一次分门别类的系统研究, 是近年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值得关注的一件事情。 《乐府诗集》不仅是研究中国古代乐府诗歌的最重要典籍, 也是后人研究中国古代音乐艺术和相关历史文化的最重要的文献之一, 其价值无可估量。遗憾的是, 由于在近代学科划分上发生了诗歌与音乐的分离, 致使《乐府诗集》这部典籍被人忽视, 其重要的学术价值远远没有得到应有的开掘。相比于热闹的《诗经》、《楚辞》、宋词、元曲研究, 乃至于《文选》研究, 我们不能不感叹《乐府诗集》研究的冷清。时至今日, 有关它的专门著作只有日本学者中津滨涉之的《〈乐府诗集〉之研究》、王小盾和他的博士生所承担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乐府诗集》研究” (已出版如孙尚勇的《乐府文学文献研究》、未出版的有《〈乐府诗集〉成书考》、《乐府诗集校笺》) 等少数几种, 其用力都集中在文献方面, 关于文学与音乐方面的研究则远远不够。此外, 虽然尚有一些学者以汉魏六朝乃至唐代乐府诗或者乐府制度为研究对象, 其主要依据的文献多以《乐府诗集》为主, 分别从文学与音乐两个方面开展过一些深入的研讨, 并且取得过一些令人瞩目的成就, 如黄节、闻一多、杨荫浏、任半塘、朱谦之、罗根泽、萧涤非、王运熙、杨生枝、张永鑫, 以及日本学者增田清秀、岸边成雄等。但是他们所进行的都不是关于《乐府诗集》的专门研究, 并没有把《乐府诗集》当作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吴相洲教授主持的《〈乐府诗集〉分类研究》丛书, 第一次根据本书对乐府诗的分类, 分别进行专题性探讨, 对《乐府诗集》的编辑和其中所收作品进行全方位的考察, 其内容包括对收录标准、分类依据的辨析, 所涉乐府制度、曲调、术语的考证, 各类乐府诗流传变化的描述, 各类乐府诗的音乐特点及对作品题材、主题、艺术特点、语言形式乃至风格的影响, 其在诗歌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的分析等各个方面, 内容丰富, 创获良多。可以说, 一次性系统推出关于《乐府诗集》分类研究的九部著作, 对其展开全方位的探讨, 无疑是对《乐府诗集》研究的极大推动。值得我们关注的不仅仅是这九部著作的一次性推出, 更重要的是体现在其中的新世纪的学术动向。郭茂倩的《乐府诗集》之所以值得我们备加关注, 除了它本身所辑录的丰富的唐前乐府歌诗作品和相关的文献记载之外, 还因为在它的背后潜藏着一门重要的值得我们今天大力开掘的学问——乐府学。 乐府学在古代之所以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 其产生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从艺术起源的角度来讲, 我们祖先所创造的诗歌, 最早不是用手写出来的而是用口唱出来的。既便是有了文字之后, 诗乐结合也是中国古代诗歌的一个重要特征。《诗经》本是中国古代的一部乐歌总集, 《楚辞》也与音乐有着紧密的联系。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专作《诗赋略》, 他把当时“不歌而诵”的作品称之为“赋”, 而把其它的诗则统称之为“歌诗”。魏晋六朝以后, 文人的徒诗创作逐渐兴盛, 但是入乐的诗歌仍然占有着重要的地位, 与不入乐的徒诗继续在互生互动中共同发展, 这是公认的事实。因此, 古人论诗往往离开不乐, 诗乐合一, 本是古代学者的共识, 《礼记·乐记》因此而不仅成为先秦音乐学理论的集大成著作, 也可以看成是先秦诗学理论的代表性著作。遗憾的是, 由于音乐演奏是一门很强的专门技能, 而古代又没有科学的记录手段, 遂使音乐的传承受到极大的限制。至汉代, 《诗经》的音乐基本已经失传, 只留下《鹿鸣》、《伐檀》等少数几曲, 以义理说诗便成为汉代以后《诗经》传承研究的基本方式。诚如郑樵所说:“不幸腐儒之说起, 齐鲁韩毛四家, 各为序训而以说相高, 汉朝又立之以学官, 以义理相授, 遂使声歌之音湮没无闻。”同样道理, 自汉魏以来而产生的乐府歌诗, 随着时间的慢慢流逝, 能熟知前代音乐的人也越来越少, 以义理说诗逐渐成为此后中国诗歌理论的主流。正是在这种情况之下, 自六朝以降, 演奏、辑录、传承、研究乐府歌诗便成为专门的学问。正因为世世代代有这样一批专门的学问家存在, 从晋宋以来的朝廷正史、个人著述中保存了大量的乐府歌诗文献, 遂使得中国古代的乐府之学得到了不绝如缕的代代传承。 乐府既然是中国古代诗乐合一的文化现象的表达, 对乐府学的研究, 自然也要采用诗乐相结合的方法, 是中国古代文学与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