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经典 朱熹与王夫之在气禀说与性习论上的分歧.docxVIP

——文章来源网，仅供分享学习参考 PAGE PAGE 1 国学经典 朱熹与王夫之在气禀说与性习论上的分歧 关于人性物性的不同，人之道德善恶、智慧高下的区别，程朱以“气禀”之说来加以解释。就人而言，朱子说：“人所禀之气，虽皆是天地之正气，但衮来衮去，便有昏明厚薄之异。盖气是有形之物。才是有形之物，便自有美有恶也。”（《朱子语类》卷四）人所禀之气有昏明清浊的差别，“故上知生知之资，是气清明纯粹，而无一毫昏浊，所以生知安行，不待学而能，如尧舜是也。其次则亚于生知，必学而后知，必行而后至。又其次者，资禀既偏，又有所蔽，须是痛加工夫，‘人一己百，人十己千’，然后方能及亚于生知者。及进而不已，则成功一也。”“有是理而后有是气，有是气则必有是理。但禀气之清者，为圣为贤，如宝珠在清冷水中；禀气之浊者，为愚为不肖，如珠在浊水中。所谓‘明明德’者，是就浊水中揩拭此珠也。”（《朱子语类》卷四）  “气质之性”是合理与气而说的。朱子认为，一说到性，就落于气，就不是本原的“性”了，即不是理想的、本体的“理”了。“天命之性”或“本然之性”指我们今天所说的理想的人，或人的理想状态；“气质之性”指我们今天所说的现实的人，或人的现实状态。人有此形体，有知觉感应，有现实功利的要求。现实中人既因“天命之性”有道德的要求，又因本身即感性物质的存在而有现实的种种需要和欲求，这是混杂在一起的。从本体理境来说，人之理想的、本体的状态并无不同。但人在现实上的善恶、智愚的区别，在一定意义上是由于人之“气禀”的不同造成的。朱子指出，气禀的多样性、复杂性，尚不是“清浊”二字可以概括的，例如有清而不醇者，有醇而不清者等等。他又说：“‘死生有命’之‘命’是带气言之，气便有禀得多少厚薄之不同。‘天命谓性’之‘命’，是纯乎理言之。然天之所命，毕竟皆不离乎气。但《中庸》此句，乃是以理言之。孟子谓‘性也，有命焉’，此‘性’是兼气禀食色言之。‘命也，有性焉’，此‘命’是带气言之。性善又是超出气说。”（《朱子语类》卷四）朱子把圣贤愚不肖、贵贱、贫富、死生、寿夭等归结为禀气之不同，不免有“命中注定”的意思，因而遭到王夫之的批评（详下）。  关于“继善成性”，朱子说：“才说性时，便有些气质在里。若无气质，则这性亦无安顿处。所以继之者只说得善，到成之者便是性。”（《朱子语类》卷四）关于“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朱子说：“此所谓性，兼气质而言者也。气质之性，固有美恶之不同矣。然以其初而言，则皆不甚相远也。但习于善则善，习于恶则恶，于是始相远耳。”关于“唯上知与下愚不移”，朱子说：“人之气质相近之中，又有美恶一定，而非习之所能移者。”（《论语集注》卷九）朱子认为，“性相近”，是从气质之性上说，通言善恶智愚之相近。但“上智、下愚”是指人之中相隔悬绝者说的。如尧舜与桀纣，是不可移者。但程朱都肯定“无不可移”。朱子所谓“气质相近之中，又有一定而不可易者”，容易造成误会，门生亦提出怀疑。朱子解释说：“盖习与性成而至于相远，则固有不移之理。然人性本善，虽至恶之人，一日而能从善，则为一日之善人，夫岂有终不可移之理！当从伊川之说，所谓‘虽强戾如商辛之人，亦有可移之理’是也。”（《朱子语类》卷四十七）这就留有一定的余地，表明朱子并不是把人之气质之性执定为初生之顷的。  王船山对程朱的“气禀”说，特别是对朱子的“有生之初，气禀一定而不可易者”之论提出异议。他在《读四书大全说》中指出：“先儒言有气禀之性。性凝于人，可以气禀言；命行于天，不可以气禀言也。如稻之在亩，忽然被风所射，便不成实，岂禾之气禀有以致之乎？气有相召之机，气实召实，气虚召虚；禀有相受之量，禀大受大，禀小受小。此如稻之或早、或迟，得粟或多、或少，与疾原不相为类。风不时而粟虚于穗，气不淑而病中于身，此天之所被，人莫之致而自至，故谓之命，其与气禀何与哉！谓有生之初，便栽定伯牛必有此疾，必有此不可起之疾，唯相命之说为然，要归于妄而已矣。”“天无一日而息其命，人无一日而不承命于天，故曰‘凝命’，曰‘受命’。若在有生之初，则亦知识未开，人事未起，谁为凝之，而又何大德之必受哉？”“只此阴变阳合，推盪两间，自然于易简之中有许多险阻。化在天，受在人。其德，则及尔出王游衍而为性；其福，则化亭生杀而始终为命。（自注：德属理，福属气。）此有生以后之命，功埒生初，而有生以后之所造为尤倍也。”“天命无心而不息，岂知此为人生之初，而尽施以一生之具；此为人生之后，遂已其事而听之乎？又岂初生之顷，有可迓命之资；而有生之后，一同于死而不能受耶？一归之于初生，而术数之小道由此兴矣。”（《读四书大全说》卷五）  船山借《论语·雍也》“伯牛有疾”章，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