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来周作人新诗研究述评.docx

? ? 20世纪80年代以来周作人新诗研究述评 ? ? 吴 京 烨 (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武汉 430079) 在文学史中，周作人与新诗的关系虽也经常被提及，但与其散文研究相比，新诗研究处于较为边缘的地位，原因或是周作人的文学成就以散文为主，新诗所占的比重不大，似乎不足以构成一个十分重要的话题。但谈及中国新诗的发展，周作人其人其诗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他不仅创作了令新诗界赞赏不已的《小河》，在新诗发展初期也有许多理论上的贡献。周作人在新诗方面的成绩应该受到重视。笔者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周作人的新诗研究进行了梳理，发现周作人的新诗研究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周作人新诗创作研究、周作人新诗理论批评研究、周作人新诗比较研究。 一、周作人新诗创作研究 周作人的新诗创作相较于其散文创作来说，在其文学生涯中所占时间不长、数量也不多，但是对于中国新诗的生成与发展具有建设性意义，在现代文学史中也获得了极高的评价。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涌现了不少围绕周作人新诗创作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周作人新诗创作的艺术资源研究、周作人新诗的诗旨与诗艺研究。 (一)周作人新诗创作的艺术资源研究 在新文学发展之初，周作人积极译介西方文学、日本诗歌，对中国古典诗歌也有一定的研究。学界认为周作人新诗的特点与其所借鉴的艺术资源有密切关系。 1980年起，周作人研究重新起步。1986年，李景彬出版了中国大陆新时期周作人研究的第一本论著《周作人评析》，书中仅有一篇讨论周作人新诗的文章《新诗偶作》。文章指出，《小河》自然亲切的语言、朴实清新的风格与周作人对民歌民谣的搜集整理有关。论者还认为，周作人有些诗受到了日本俳句的影响，其《山居杂诗》“闲寂趣味的诗风”显现出了日本的“隐遁思想与洒脱趣味合成的诗境”[1]。《周作人评析》是此阶段周作人研究的重要成果，整体上以印象式的描述为主，关注到了周作人新诗与民歌民谣、日本俳句的密切联系，为后续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 新世纪以来，学界涌现了一批相关研究成果。李晓晗指出，周作人的日本文学翻译推动了中国新诗的生成，直接引发了五四时期小诗的创作热潮[2]。于小植在《论周作人的日本诗歌翻译》指出，周作人希望通过翻译日本诗歌使中国诗坛学习日本诗歌含蓄而意境悠远的风格，但是日本诗歌的精神并未融入五四时期的诗歌中，其影响局限于形式[3]。作者肯定了周作人的日本诗歌翻译对于中国诗体创新探索的重要意义。此外，中国古典诗歌传统作为周作人新诗创作的重要艺术资源也得到了关注。谭坤的《从新诗到杂诗：周作人对古典诗歌的扬弃》着重关注周作人新诗思想及形式与古典诗歌传统的关联：在思想上，周作人延续并丰富了忧生悯乱的古典诗歌传统；在形式上，周作人的新诗发展了旧体诗的修辞手法和新境界，对比兴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是对古典诗歌一种扬弃与突破[4]。包小晗则较为系统地梳理了周作人新诗创作的艺术资源，在其研究中指出，西方诗歌对周作人新诗的散文化形式和情诗创作有影响；日本诗歌影响了周作人诗歌意象的选择，因此表现出“物哀”的审美态度；周作人对古典诗歌资源进行鉴别和取舍而不以音乐性和“诗的文字”为诗[5]。论者针对周作人新诗创作的艺术资源进行了较为系统、完整的梳理，但在论述具体的艺术资源时不够细致深入，稍显粗略简单。 部分学者着重关注周作人对西方文学资源的学习与借鉴，有针对性地围绕西方文学影响的特定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究。刘皓明在《从“小野蛮”到“神人合一”——1920年前后周作人的浪漫主义冲动》中指出，周作人在译介西方文化时逐渐形成了个人的童话观和超自然观，这些观念影响了其新诗创作。此研究还指出，周作人认为安徒生童话的特征为语言松弛直白且蕴含万物有灵论，而周作人的新诗《小河》也具有这两个特征。此外，西方诗人威廉·布莱克的诗歌也是周作人白话诗的重要灵感来源，《小河》与布莱克的《土地的回答》在构思、修辞和意象方面都有相似之处。周作人的《小孩》借用了布莱克两首《乳母之歌》的童年的母题；周作人还从布莱克处接受了一种超验的维度，《对于小孩的祈祷》显现出宗教情绪，《山居杂诗·五》效仿《无知的占卜》对超验世界进行更明白的暗示[6]。作者通过考察周作人的白话诗及其1920年前后的批评文章，指出周作人新诗因受到欧洲神话、童话、民间文学等影响而呈现出浪漫主义的特点。国际著名汉学家马利安·高立克在《以圣经为源泉的中国现代诗歌：从周作人到海子》指出周作人是最早对《圣经》感兴趣的中国现代学者。论者指出，周作人曾发表报告《圣书与中国文学》提倡创作与《圣经》相似、新的“美丽的田园诗”，推崇《所罗门之歌》，在《学朝》的诗集中周诗也最具有圣经风格[7]。针对《圣经》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一般较少论及《圣经》对诗歌的影响，而该文章论证了《圣经》作为现当代诗歌的灵感来源的重要意义，强调了《圣经》在周作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