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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图编辑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中国的编辑史虽然很古老，但编辑学在20世纪80年代初成为中国的一个新学科。地图编辑学和编辑史是编辑学之下的三级学科,而中国地图编辑史可视作地图编辑学和编辑史之下的三级交叉学科,是编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深入探讨。 编辑学、地图编辑方面研究尚欠缺 地图编辑是指依照制图目的搜集、分析相关编图资料并绘成地图的活动。顾名思义,中国地图编辑史是研究中国地图编辑活动历史、探讨中国地图编辑历史规律的学问。 究其原因,一是编辑学在我国尚为新兴学科,不少方面的研究还很欠缺;二是地图编辑的技术性、专业性很强,而编辑学的研究者主要是书报刊的资深编辑和高校相关教研力量,他们对地图编辑普遍比较陌生;三是古今地图编辑虽有共通之处,但技术手段早已不可同日而语,所以当今包括电子地图生产商在内的从事地图编辑出版的企事业单位的专业地图编辑,对古代地图编辑的了解相当有限;四是在地图史研究中,重点常常放在梳理与地图有关的史实和制图技术发展脉络上,受研究侧重点和资料限制,对地图编辑过程、规律的研究常常十分薄弱。 “图”“文”“史” 简单来说,在漫长的历史中,编辑客体主要有文字和图像两种。在各种图像中,需要大量编辑工作的,地图最为突出。然而,既有的中国编辑史研究,往往“眼里”只有文字编辑,对图像编辑、地图编辑则鲜有提及,甚至完全视而不见。这种情况值得商榷。 众所周知,文字是由图发展而来的,图的出现要远远早于文字,地图也是如此。西班牙考古学家曾在一块石头上发现了13000多年前的地图,而世界最早的源于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也只能追溯到大约公元前3500年左右。中国的“河图洛书”“图书”“图籍”这些称谓都是图在前、文在后,“左图右史”将图史并列,裴秀也在《禹贡地域图》序言中开门见山地强调“图书之设,由来尚矣”。“一图胜千言”,图的作用在很多方面是文字无法比拟和无法替代的。近代以来,随着技术条件的突飞猛进,特别是印刷技术的进步和电子出版的迅猛发展,图也渐渐恢复了早期的繁荣,在编辑出版领域占有的比重越来越大,很多人甚至宣布人类已经进入“读图时代”。 地图编辑是编辑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独立性显而易见,地位、作用不应被低估,更不应沦为文字编辑的附庸。在中国编辑史上,地图与文字编辑不完全同步的例子比比皆是:孔子编辑六经是中国编辑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件,然而其与地图编辑则关系不大;焚书坑儒及秦末战乱形成了文字典籍的大浩劫,但秦官府中的地图却幸运地保存下来,为萧何所取且在汉兴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唐宋以来书籍的刻板印刷迅速发展,由于地图制版比文字繁琐、困难得多,书中的地图往往失之简略和粗糙,精美、精确的地图仍然以传统的手工方法绘制、复制为主,因此刻板印刷尽管也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地图的传播,但其对文字典籍的贡献显然更大…… 地图编辑方面 中国地图编辑史源远流长、内涵丰富,可以分为以下4个时期:先秦为地图编辑的起步和积累时期,秦至南北朝为地图编辑的发展时期,隋至明末为地图编辑的成熟时期,明末至今为地图编辑的现代化时期。 远古时期,人类在迁徙、狩猎、采集、生产、交流、对抗的过程中,原始地图渐渐不可或缺,那时的地图编辑也处于原始、零散、随意的状态。随着私有制和国家的产生,地图成为重要的治理工具,编辑精确的官方地图成为一种国家特权,这类地图也成为国家主权的象征。我国传统科学体系形成于秦汉时期,那时地图编辑的数学基础更加牢固,在土地管理、重大工程项目中积累了丰富的测绘实践经验,以郡县、国家等各级政府管理机构为依托的逐级编辑、上报地图的制度开始形成。西晋时产生了在世界地图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主导中国传统制图学达一千余年的地图编辑权威准则——“制图六体”,标志着我国地图编辑在理论上已经趋于成熟。随着唐宋时期的辉煌礼国家领土、对外交流的不断扩大,地图编辑得到全面深化而不断成熟,其重要标志就是自唐朝开始,定期由基层各级政府报送、由国家汇总这一编辑地图的重要制度走上了法制化的轨道。随着刻板印刷的蓬勃发展,民间编辑、制作、传播地图增加了新的形式和渠道。明末时利玛窦等为中国带来了西方地图制图学,从此中国地图编辑走上了甲西合璧的快车道。近年来,科技浪潮席卷全球,地图应用更加广泛深入,地图编辑实现了科学化、信息化、专业化、自动化。 中国的地图编辑在相当长的时期里自成一体,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有共性也有个性,呈现出很多鲜明特点。 空间和时间是宇宙最重要的维度,人类社会的各类信息基本上都直接或间接与地理信息有关,地理信息不仅本身是人类社会重要的信息资源,也为其他各类信息提供了重要支撑。作为一种以实用目的为主的重要工具,地图综合了时空信息,有军事、历史、地理、水利、交通、建筑、工程、土地管理、林业、人口等众多的应用领域,地图编辑的目的、种类、用途也多种多样。因此,中国历代官制中从事地图编辑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