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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双语教学法》的政策目标及实施情况 1968年，美国联邦政府首次颁布了《双语教育法》。1973年、1978年、1984年、1988年和1994年修订了《双语教育法》的政治目标、财政支出方式和教师专业发展（见以下表1）。虽然双语教育的概念愈加明确, 管理趋于成熟, 双语认知和双语教育理论的发展逐渐体现在修订后的政策中, 但语言学习和学业成绩评价标准的缺失阻碍了政策终极目标的实现。而决策者是如何针对双语教育政策执行中出现的新问题, 予以政策层面的关注和修订的, 将成为本文关注的焦点。 一、 《双语保险法》1996年 20世纪60年代, 随着民权运动的开展, 人们开始关注弱势群体的需求。德克萨斯州议员、民主党人士亚伯拉夫在1965年提出的一项教育议案中指出, 双语教育不是出于语言保护的一种措施, 不是创建或保护语言的岛屿, 也不是创建西班牙语 (或其它语言) 的主流双语制, 也不是要成为替代型的双语途径。双语教育的主要目的是解决儿童的英语读写问题。1968年《双语教育法》应运而生。然而, 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视角解读双语教育的概念, 造成了采用五花八门教学方法的“双语教育”得到了联邦的经费资助, 其教学效果可想而知。其实, 《双语教育法》是作为研究和示范计划, 检验各种假设的教学方法在实践中是否有效, 最终确认双语教育是否能有效帮助英语能力有限学生提高学业成绩。当时的美国主流社会认为, 只有使用标准的主流语言进行教学, 才能改变双语制造成的混乱, 这使处于初创阶段的双语教育, 遭遇了不少人的怀疑甚至反对, 许多学校对双语教育态度冷漠, 不感兴趣;加上《双语教育法》只规定了一些原则性的政策, 没有明确具体的指导原则, 英语能力有限学生的学习成绩没有明显提高, 辍学率依然居高不下。 1968年的《双语教育法》未能清晰地界定双语教育的目标是语言保持、平衡的双语制还是尽快过渡到英语, 这使后来的双语教育大受困扰。但是, 基于1964年民权法案并作为反贫困法一部分的《双语教育法》的出台, “动摇了许多州独尊英语的法律根基, 成为美国教育政策上的一个里程碑”。其重大意义可以从约翰逊总统的讲话中管窥一斑:该法案授权联邦政府致力于为英语不是母语的儿童提供一个特殊的双语教育计划, 数以万计的西班牙裔后代、年轻的印第安人, 以及其他族裔的儿童将能够在学校得到一个更好的开端。这部新法律意味着我们正在给予每一个美国儿童展现其最大潜能的机会——去施展其天赋、实现其梦想, 我们已经进行了一场开发每一个儿童的最大潜能的运动——不管其宗族、宗教或者其父亲的收入如何。《双语教育法》为双语教育争得了“权利”和政策的“保护”, 成为满足语言少数族裔学生教育需求的尚方宝剑。 二、 双语双文化的概念界定 1974年《双语教育法》的修订目的不只是针对双语教学方法, 主要是为了促进、界定、扩大双语教育, 为英语能力有限学生提供优质教育和教育平等的途径。联邦政府承担起资助地方教育机构为英语能力有限学生提供教育计划的责任, 并继续把对《双语教育法》的修订, 当作是对英语能力有限学生提供的补偿教育。其政策体现出联邦政府支持双语双文化的理念, 基本上与平等教育机会的理念相同, 与现存的联邦补偿性计划相似。该法案既非是革命性的, 也非是反对改革的, 而是对现存的提供平等教育机会的法律和实践的改良。例如, 它强调双语双文化, 为教师专业发展和课程发展提供资助, 扩大成人和职业教育的计划, 给予“国家教育办公室”管理双语教育计划的权利。但是, 这并不能掩饰双语教育计划存在的冲突, 即双语双文化的概念界定。1974年《双语教育法》修正案提出, 双语教育的目的是使英语能力有限学生能够在保持母语水平的前提下, 尽快提高英语能力。因此, 提供母语教学并非为了发展儿童的母语, 而是为了让他们在掌握英语的同时, 提高学科成绩。克劳福德 (Crawford) 也认为有关向英语过渡和保持母语的目标仍旧没有厘清。卫生、教育与福利部部长卡路奇 (Carlucci) 更是旗帜鲜明地表示:双语教育目标不是增强文化多元化, 而是帮助英语能力有限或不会讲英语者达到英语熟练的程度, 这样他们才有机会接受平等的教育机会。 三、 美国双语基础教育政策导向的变化 1978年《双语教育法》修正案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拨款额度增长最大:从1978年的2亿, 每年增加0.5亿直至1983年;二是学生资助范围扩大至所有英语能力有限学生, 包括那些在读写方面需要得到帮助的学生, 允许英语能力有限学生不超过40%的双语教育计划也可以得到联邦拨款。这种为融合型双语教学提供拨款的政策导向不但有利于英语能力有限学生的英语学习, 防止源于语言造成的不同国籍学生之间的隔离, 更重要的是它对美国所有儿童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因为母语是英语的学生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