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致新学纲要》的作者与内容.docx

《格致新学纲要》的作者与内容 欧洲的天文学知识自明清时期传入中国。在传教士的支持下，徐光启、李天经等人编纂了崇祯历史书籍，介绍了以第谷（1546-1601）为基础的太平天国。康熙末年,法国耶稣会士傅圣泽(Jean-Fran?ois Foucquet,1665～1741)在《历法问答》中介绍了新的欧洲天文学,特别是法国天文学家新的观测成果,并对第谷学说进行了批判,但书稿只在宫廷流传,并未刊印。康熙年间编成的《钦若历书》(《历象考成》),依然采用第谷的宇宙体系。乾隆七年(1742)编成的《历象考成后编》虽加入了一些新的天文学知识,如开普勒(Johannes Kepler,1571～1630)、卡西尼(Giovanni D. Cassini,1625～1712)的椭圆运动理论,基于牛顿(Isaac Newton,1642～1727)月亮运动理论基础上的月离表等,但在计算上仍以地球为中心,太阳沿椭圆轨道绕地球旋转。及至乾隆二十五年(1760),蒋友仁(Michael Benoist, 1715～1774)进献《坤舆全图》,介绍了哥白尼日心地动说,但影响也局限于宫廷。后钱大昕抄录图中文字,以《地球图说》之名刊印,阮元在书序中对日心说仍嗤之为“离经畔道”,哥白尼学说事实上并未得到广泛接受。而与天文学史或天文学家有关的内容,则散见于传教士编译的天算著作中。比如《历法西传·西古历法》中或详或略地介绍了多禄某(即托勒密Ptolemy,100～170)、第谷、加利勒阿(即伽利略Galileo Galilei,1564～1642)等人的事迹与著作,以表达西方天文学渊源有自,所谓“要皆师传曹习,确有根据者也”、“历数千年,经数百手而成,非徒凭一人一时之臆见,贸贸为之者,日久弥精,后出者益奇,要不越多禄某范围也。”(,14b)中国学者对传入的西方天算学者相关知识的收集与整理工作,直到1799年阮元主持编撰《畴人传》才得以实现,然而编者持有西学中源论,并对个别西方古代天文算学家的存在持怀疑态度1。 自18世纪中叶以后,中西科技知识的交流陷入停顿,而西方科学却获得巨大进步,哥白尼日心说的地位已经确立,新天体的陆续发现使得有关太阳系结构的观念有了改变,光学、电磁学等新学科已多有进展。19世纪初来华的新教传教士,为利于宗教传播,必须考虑如何利用新知识打动中国人,并消除他们相对陈旧的西学知识和错误的西学观。新教传教士从一开始就有意识地通过书刊或教育等方式传播知识,希望藉此改变中国人的观念,而西方科学技术正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为传播福音,传教士很清醒地认识到应该借助科技知识。米怜(William Milne,1785～1822)在《新教在华传教前十年回顾》中提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的编辑缘由时就强调,此刊的宗旨即是结合宗教、道德以传播知识;明确提出宗教传播为首要目标,但也不会忽视其他次要事务;知识与科学是宗教的侍女,可能成为道德的辅助工具。又如郭实腊(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1803～1851)在谈到《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的编辑旨意时表明,希望通过介绍西方的工艺、科学和准则,消除中国人高傲和排外的观念,以此证明西方人并非蛮夷,并让中国人明白自己依然有许多东西要学习。以《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为例,其中有十余篇有关天文学的文章,涉及日心说、行星、卫星、日月食等方面的内容,而米怜自己也坦承,介绍这些通俗的西方知识,更多地是为了与中国人的传统天文学知识即“关于神与宇宙的错误观念”对抗。同样地,有关地理的文章以及地图的刊印,也是为了向中国人介绍西方的世界观。不惟如此,传教士编撰科学知识类文章,也时常加入宗教的解读。如《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在论述星体及运行时称,“欲知上帝之全能明智,推天文之学,以算学度星之相距,日月地之转轮,朔弦节气交宫,制测量仪器”,并将行星及其运动均归结于上帝的创造。 随着通商口岸开放,传教士也获得相应的自由传教的权利。在西学传播方面,传教士在各通商口岸翻译出版了不少科技著作。此外还有多种连续出版物,包含诸多科技内容。这些论著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比19世纪早期有较大进步。究其原因,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在于具有深厚学术素养的中国文人的参与。对于传教士早期出版物的质量,米怜自己也承认,《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在行文和印刷上均很不完善,并期望在中文水平提升后再加以改善。而协助其办刊的梁发,则仅受过四年的私塾教育。反观墨海书馆时期,协助传教士译书的中国学者,李善兰已是著名的数学大家,而王韬、蒋敦复、张文虎、管嗣复等无不是学术根底深厚的学者。 晚清西学传播的社会环境发生了改变,西方天文学知识的介绍也随之改变。除了介绍某一主题的单篇短文或系统全面的专著外,也有记述西方天文学发展史的论著,比如王韬与伦敦会传教士艾约瑟(Josep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