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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疯病者” 到 “理性人” 从 “ 疯病者” 到 “ 理性人” ———中国帝制晚期精神疾病法律的 “差序格局” 张春海∗ 摘 要: 18 世纪以降, 对精神病人犯罪, 清人从普通案件、 伦理案 件、 政治案件三个维度, 使用主观状态与客观法益两个标准进行定罪量 刑。 这三个维度分别对应个人、 家庭与社会、 国家三个层次。 即是说, 法 律对疯病犯罪的规定与人间秩序相对应, 并以此为标准, 在非理性到理性 的区间给精神病人以相应的定位, 并以此判定其法律责任。 这种判定与人 间秩序中的 “差序格局” 相对应。 之所以会出现此种局面, 主要是因为时 人对精神疾病的观察视角发生了重大转变, 这种改变反过来又使他们对与 此相关的法律认知发生了改变。 关键词: 精神疾病 清代 防弊 伦常 理性 一 引言 精神疾患虽是一种病理现象, 但它发生在一定的政治、 社会与文化环 境中, 不能完全以知识与理性来界定。 在清代中国, 就是如此。 对于中华 帝制晚期精神疾病法律的变迁, 薛允升云: “疯病杀人……康熙年间, 始 有照过失杀之例。 雍正、 乾隆年间, 又定有照斗杀拟绞之例。 此外, 二命 有例, 三命以上有例, 尊长卑幼莫不有例, 例文愈烦, 案情益多矣……”① ∗ 张春海, 北京大学史学博士, 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① (清) 薛允升著, 胡星桥、 邓又天主编 《 读例存疑点注》,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1994, 第601 页。 3 法史学刊 (2020 年卷 ·总第15 卷) 之所以会形成此种局面, 在笔者看来, 主要是因为随着对精神疾病更为深 ① 人的认识, 清人对此类疾病的观察视角发生了重大转变, 而这种改变反 过来又使他们对与此相关之法律的认知与看法发生了变化。 具体而言, 他 们从对精神病人主观状态与认知能力的关注, 逐渐转为对不特定之正常人 可能受到威胁与损害的关切。 这是一种双重性质的转变, 一是主体的转 变: 从精神病人转向与之相对的他人与社会; 一是判定标准的转变: 从认 知能力的主观标准转向法益损害的客观标准。 观念的转变又产生了两种效 果: 首先, 法律规制的对象聚焦于与 “ 非理性人” 有责任关系的 “ 理性 人”; 其次, 法律保护的对象则由从前的 “非理性人” 转为理性的正常人。 之所以说此种转变是时人对精神疾病这一病症本身认识深化的产物, 是因 为他们深切地认识到, 精神病人的精神世界难以认知, 其行为亦无法预 测, 不可控制。 只有转向可以依凭的客观标准与法律程序, 才能使不特定 的正常人免受无妄之灾。 冷彻的理性主义逐渐取代了道德与心理上的怜悯 与同情。 这种以正常人之法益为出发点的不得已抉择, 在法律制度上留下 了深刻的烙印。 本文将依据现存相对丰富的法律条例与案例, 对此进行探 ② 索, 望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二 非理性的疯人: 普通案件中的精神疾病法律及其适用 从现代法学的角度看, 精神病人犯罪问题的关键, 在于对其刑事责任 能力的认定。 所谓刑事责任能力, 一般指行为人构成犯罪和承担刑事责任 ① 比如, 在当时, 人们已经开始将精神疾病和癫痫等其他疾病相区分, 具体分析可参见李 清福、 刘渡舟主编 《 中医精神病学》,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9, 第7 ～ 8 页。 在清代, 对精神疾病的正式称呼, 不再适用之前的 “ 癫狂” 这一固定的法律与医学上的名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