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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内经》《医学问》看高世学术传承之功 高世玉（1638年生），浙江省钱塘（今杭州）人。作为清朝“钱塘医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他传承了张志聪的衣钵,一方面以其全部身心协助老师撰写《伤寒论集注》,并努力将其完稿而付梓。另一方面从康熙三十五年(公元1696年)至康熙四十年(公元1701年),以其年逾花甲的老迈之躯继续主持侣山堂的医学教育事业,其忠义之心、坚毅之志,实属难能可贵。 高世栻一生的医学实践,尽管主要是追随张志聪进行医学经典著作的讲学和注释,然而他也有着足以彪炳后人的辉煌建树,如《伤寒集解》、《医学直传》,以及作为校注《黄帝内经》殿军之作的《素问直解》和《灵枢直解》,后书虽佚,然而我们可以从《素问直解》中管窥高世栻学术深湛之功、超拔前贤之处。《素问直解》一书凝聚了高氏对《内经》殚精研穷的十载之功,他汲取了前人注释的成功经验,以简洁通俗的风格迥别于张志聪的义理铺陈。故其在《素问直解·凡例》中说:“隐庵《集注》,义意艰深,其失也晦。余不得已而更注之,颜曰‘直解’。”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他在《素问直解》的撰著过程中比张志聪更加重视校勘学的运用。《素问直解·凡例》中说:“然字句文义,有重复而不作衍文者,有倒置而未经改正者,有以讹传讹而弗加详察者。余细为考校,确参订正,庶几上补圣经,下裨后学。” 具体来说,首先从数量上,《素问直解》的校语多达75处,而张志聪的《黄帝内经素问集注》仅有20余处。其次,其校勘的内容包括了讹字、衍文、脱文、倒文、错简,几乎涵盖了所有文字错乱的现象,比其老师更具广度。举例如下。 讹字《通评虚实论》:“刺惊脉五,针手太阴各五,刺足太阳五,刺手少阴经络傍者一,足阳明一,上踝五寸,刺三针。”高校:“足太阳,旧本讹经太阳,今改。” 衍文《刺腰痛论》:“腰痛上寒不可以顾,刺足阳明,上热刺足太阴。中热而喘,刺足少阴。大便难,刺足少阴。少腹满,刺足厥阴,如折不可以俛仰,不可举,刺足太阳;引脊内廉,刺足少阴。”高校:“衍文。旧本注云:‘古本并无,王氏所添也。”” 脱文《气厥论》:“小肠移热于大肠,为虑瘕,为沉痔。”高校:“虑,音伏,义同痔字,简脱今补。” 倒文《六节藏象论》:“脾者,仓廪之本,荣之居也,其华在唇四白,其充在肌,其味甘,其色黄,此至阴之类,通于土气。”高校:“旧本混入下段,今改正。” 错简《平人气象论》:“肝见庚辛,死。心见壬癸,死。脾见甲乙,死。肺见丙丁,死。肾见戊己,死。是谓真藏见者,死。”高校:“旧本在‘臂多青脉’段之下,今改正于此。” 高世栻的校勘不仅在数量和内容上冰寒于水,而且在校勘的质量上每多妙论,显示出青胜于蓝的景象。如《玉机真藏论》:“大骨枯槁,大肉陷下,肩髓内消,动作益衰,真脏来见,期一岁死,见其真脏,乃予之期日。”张志聪一仍其“疏不破句”的惯例,随文顺意地指出:“此言脾病而终于一岁也;脾主为胃行其津液;津液者,淖泽注于骨,补益脑髓;脾病而津液不行,故肩髓先内消也。肩髓者,大椎之骨髓,上会于脑,是以项骨倾者,死不治也。脾主四肢,脾病则四肢懈惰,故动作益衰,真脏来见者,如水之流、如乌之喙;脾土王于四时;脾气灌于四脏,故虽有真脏来见,尚期有一岁之久,盖以四时五脏之气,终而后死也。期死之月见其真脏之乍数乍疏,乃与之期日,谓当死。”张氏的此番注释仍然无法解释清楚同样是真藏脉见,为何一个是“期一岁死”,而另一个却“乃予之期”。而高世栻却利用校勘学将其疑难轻易化解。其曰:“未,旧本误来,今改。……真藏未见,期一岁环周则死,若见其真藏,乃予之期日。” 《藏气法时论》:“病在脾,愈在秋,秋不愈,甚于春,春不死,持于夏,起于长夏。禁温食饱食,湿地濡衣。”张志聪顺文铺叙地解释道:“胃欲清饮,故禁温食;饱食伤脾,故禁饱食。脾属阴土而恶湿,故湿地濡衣,咸宜禁之。”此注的问题在于:明明是在讲“脾病”,何谈“胃欲清饮”,又何况脾病何碍于“温食”呢?高世栻的校勘对此作了比较恰当的解释。其曰:“湿食,旧本误温食,今改。湿食,水湿也。濡衣,濡润之衣也。……湿气通于脾,故禁湿食饱食,湿地濡衣。”将“温食”改成“湿食”,就与“脾喜燥恶湿”的特性相吻合,与“脾病”的禁忌相呼应了。 高世栻的校勘尽管有许多值得称道的地方,但是也存在着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例如在校勘的方法上就存在十分严重的缺憾。 惯用对校,失之粗疏对校的方法就是用同书的祖本或别本相互对照,把不同于底本的地方一一注明,这是校勘学中最基本、最简便、最稳妥的校勘方法。《素问直解》中大量地使用了这一方法,可见高世栻十分注重这一行之有效的方法。如:“旧本弦讹钩,钩讹弦,今改正。”“岐伯二字,旧本讹帝,今改正。”“足太阳,旧本讹经太阳,今改。” 由此可见,与张志聪完全摈弃对校相比,高世栻在校勘方法上无疑是胜其老师一筹的。但是,令人遗憾的是他始终未能明确指出“旧本”究竟是何版本,因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