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科学走向宗教历史人类学研究的经典之作读《都铎和斯图亚特时期英国的巫术》.docxVIP

从科学走向宗教历史人类学研究的经典之作读《都铎和斯图亚特时期英国的巫术》 20世纪70年代，英国历史人类学家麦克伦出版了《英国的杜洛蒂斯时代的英国武术》，这立即引起了整个社会史和文化史领域的广泛兴趣和关注。《泰晤士报》称之为“一部极高水平的著作——真正的开创之作”。21999年该书再版时, 出版商写道, “这本书的方法和结论不仅影响到巫术研究本身, 而且影响到社会文化史的整个方法”3。 作者所研究的16—17世纪的巫术、尤其是巫术诉讼是史学界争论已久的问题。P.史密斯、R.戴维在解释这一时期巫术诉讼“兴盛”的原因时, 将责任归咎于天主教徒或清教徒, 认为他们为维护各自的教义把对方看作“妖巫” (邪恶力量的化身)4;埃文、诺特斯坦将巫术诉讼看作是进步与倒退、科学与宗教之争5; M.穆芮认为大量有体系的巫术组织的存在激起了教会的怒火, 巫术迫害运动的大规模出现是教会为了巩固自身的地位而发起的6。麦克法伦认为, 这些解释都不足以说明英国巫术诉讼在16世纪中期突然大量涌现、在17世纪中后期却又销声匿迹的原因。因此, 作者认为要阐明这一问题, 必须从巫术诉讼的具体社会环境中寻找答案, 要进行微观研究。为此, 他将人类学采用的集中的区域比较法 (intensive regional comparison)7引入到巫术史研究, 开创了巫术史研究的新局面。 麦克法伦将考察范围集中于英国的一个郡——埃塞克斯, 时间从1560年至1680年。他主要使用了巡回法庭和季会法庭的开庭记录, 此外, 还使用了教会法庭档案、当时人的遗嘱以及当时人关于巫术的论著等多方面资料, 力图使问题的研究真实、具体。不仅如此, 他还将研究范围进一步集中, 从郡到村, 进行“个案中的个案”8研究。他选择了三个最具代表性的村庄——哈特菲尔德·帕瑞尔 (Hatfield Peverel) 、伯瑞汉姆 (Boreham) 和小贝都 (Little Baddow) , 进行密集分析。研究表明, 16—17世纪的埃塞克斯郡的确出现过巫术诉讼兴盛的现象。 但麦克法伦并没有将自己的研究局限于此, 他进一步考察了巫术诉讼的具体过程, 发现在巫术诉讼中原告 (“妖巫”的受害者) 与被告 (“妖巫”) 之间的紧张关系往往由一些很小的事引起, 如乞讨遭拒或求借小笔贷款受到冷遇。拒绝者此后若遭受到某些不幸, 就可能将之与当时被拒者所表现出来的不满或怨恨联系起来, 怀疑是被拒者利用某种邪恶“巫术”对其的一种报复, 而被拒者也就自然的被认为是“妖巫”了。若“受害者”私自寻求抵制“妖巫”的活动9失败后, 向法庭提出控告便成为最终的解决方法。这是一个从关系恶化到巫术怀疑直至诉诸法律以抵制巫术的过程。那么, 是什么原因促使这种邻里矛盾在16—17世纪的英格兰激化为大规模的巫术诉讼行为的呢? 麦克法伦从当时的经济、社会现象、疾病和宗教等四个方面对巫术诉讼行为进行了深入的分析。通过对埃塞克斯郡三个乡村巫术诉讼中被告和原告职业的统计, 他发现被告一般为普通的劳动者, 而原告则多为约曼农;前者的社会地位低于后者, 在经济上也略逊于后者。16—17世纪, 在英格兰的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 约曼农作为一个新兴社会阶层成长起来, 并逐渐在村庄一级的社会中取得了支配地位;他们代表着新的个人主义的价值观, 在处理人际关系上表现出与传统社会的分歧。 在社会现象中, 作者主要对被告者的性别、年龄和邻里关系等进行了考察。被告者在性别上多为女性, 年龄一般较原告要高。作者认为这一方面反映出女性作为乡村社会人际关系的协调元素, 与传统社会的联系更为紧密——她们坚持强调传统的邻里互助的道德准则, 更容易抵制社会的变革;另一方面也表现了不同代人之间的紧张关系:人口增长对有限的经济资源造成压力, 而年青的约曼家庭对待邻里的观念已有所改变, 当老一代人对他们在经济上提出要求时, 两者之间的摩擦不可避免。对“妖巫”蛊惑的动机调查也表明, 邻里互助的传统道德在遭否定后所激起的怨愤, 被认为是导致巫术行动的主要情感因素。 麦克法伦还通过具体分析排除了巫术狂潮同疾病和宗教的关系。 因此, 麦克法伦得出结论:巫术诉讼实际上反映的是乡村社会邻里间互助互爱的传统价值观念与经济和社会变革必要性之间的紧张关系;邻里之间的矛盾仅仅是矛盾的表象, 新兴社会阶层与传统价值观念的冲突才是巫术诉讼出现的真正原因。具体来讲, 在经济和社会变革中处于上升地位的约曼农作为中等阶层, 逐渐从原来紧密相联的乡村社会中脱离出来;但传统的基督教社区道德——邻里互助的准则仍约束着他们:拒绝给予邻里帮助会使他们内疚和焦虑, 担心受到“上帝”的惩罚。而服从“上帝”所制定的社区规范, 就意味着他们不得不将财产的一部分投入到慈善事业中, 而不是自己的事业和子女的发展。逐渐发展起来的个人主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