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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图亚特霍尔文化霸权思想研究 斯图亚特霍尔是英国乃至世界上最杰出的思想家和文化理论家之一。他出生在加勒比海的牙买加, 成才于英国的牛津大学, 成名于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他于1964年初受英国伯明翰大学英文系教授霍加特的邀请, 与霍加特在伯明翰大学共同成立了后来很著名的研究中心。该中心的特色之一是只招收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 不招收本科生, 这为该中心从事学术研究和集体学术创作培育了先天的有利土壤和机理。经过五十多年的发展, 该中心的研究工作报告、学科发展、课程设计、出版刊物、教学活动等都成为当下文学与文化研究学者所关注的重镇。霍尔在该中心工作, 担当主任持续15年之久, 他已经成为了我们关照该中心思想最为宝贵的遗产。他的思想本身也是该中心和伯明翰学派思想的重要内核———从很大程度上讲, 霍尔的思想就是文化研究的代名词, 或者是伯明翰学派的代言人。所以, 霍尔的思想就成为我们透视该中心应有的议题和最重要的视角。 霍尔的思想从孕育的那天开始, 就与“文化霸权”结下了永远都割舍不断的情缘。他时时以“文化霸权”去思考英国现实社会中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并总能与时代合拍, 与时代并行发展, 为我们架起了一座解释和思考英国现实语境中各种“文化问题”的耀眼的桥梁。正是基于此, 本文着力诠释“文化霸权”的内涵, 以及该理论在霍尔思想中的建构, 这为我们阐释霍尔的思想、伯明翰学派的价值和意义提供重要的透视空间和理论支点。 一、 对“文化霸权”理论的批判 “文化霸权”, 又称“文化领导权”, 是中国和英美国家文化研究领域中最集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主题词之一。在英国文学理论巨匠雷蒙德·威廉斯看来, 它历经了漫长的发展和演进时期。该表达具有政治支配的涵义还是19世纪以后的事情了。“这个词和其形容词hegemonic (霸权的、霸道的) 被用来描述一种达成政治支配目标的政策。……在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派系里———尤其是葛兰西 (Gramsci) 的作品———hegemony这个词变得非常重要。……因此, hegemony及hegemonic这两个词的意涵不只包含了政治、经济因素, 而且包含了文化因素。”威廉斯阐释的该理论的内涵是中肯的。他不仅考察了“文化霸权”的历史发展、演变轨迹, 更重要的是, 他诠释了“文化霸权”内涵的丰富性和深刻性, 它不仅表征在政治、经济上, 还表征在文化上, 这是最难能可贵的。这为“文化霸权”在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萌芽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文化霸权”从马克思主义经典政治经济学的视野中走向文化问题, 这是文化霸权最具跨越的、划时代的意义, 它和英国20世纪上半叶以来的政治气候和文化语境有密切的关系。 “文化霸权”理论就其本质而言, 其聚焦的核心问题是意识形态问题, 始终贯穿在支配阶级和被支配阶级之间, 是阶级对立和联盟永恒博弈的斗争“场域”。无论是“霸权”还是“领导权”, 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或者说, 这不是问题的核心。这种发生在阶级之间的复杂关系, 不是为了争夺“领导”的问题, 而是要争夺“权力”的问题, 而“权力”问题的背后蕴藏着无限的“利益”, 这种“利益”关系与支配阶级实现其统治是完全一致的。这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大家葛兰西阐释其思想核心问题最关注的, 也是他毕生所追求的事业。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问题首次出现在他思考意大利社会政治走向的《南方问题的一些情况》著述中。在其从事的革命斗争事业中, 他不断丰富其文化内涵, 在以后的著作《狱中札记》、《狱中书简》以及《实践哲学》中反复从理论和实践中提炼, 把强权和支配权与“霸权”有意识地区分开来, 突显“人民大众”的“利益”在支配阶级和被支配阶级博弈的过程中如何得到实施、实现, 并完成其统治的。这不是武力所能解决的问题, 而只能是依靠“认同”和“共识”去赢得民众的支持, 这种支持还是自愿的、自觉的行为。当然, 从这种支持中我们能看到“文化霸权”的力量所在。 “文化霸权”经过葛兰西的阐发, 它的文化价值和意义被彰显无疑。因为“文化霸权”完全超越了简单的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 通过上层建筑中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文化、教育等要素去实现支配阶级对被支配阶级的领导权和统治权。这种认识完全摆脱了经典马克思主义阶级的二元对立论和经济决定论。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充分揭示和阐释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社会发展到相对富裕的阶段, 阶级与阶级之间的那种妥协、协商和博弈的“权力关系”。从内涵的实质上研究, “文化霸权”实际上“第一, 避免了经典模式的还原论。第二, 把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看成是历史建构关系中的支配阶级和从属阶级之间矛盾的场域。第三, 坚持把霸权看成是统治阶级支配的纯粹的等价物。第四, 透视了西方民主社会‘认同’的中心地位和复杂性”。在这种认知中, “文化霸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