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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闲养忙”：社区居委会的自主性研究 　　“以闲养忙”：社区居委会的自主性研究　　　城市基层治理归根到底是对人的服务和管理，如何使基层治理远离“在群众身边、离群众很远”的困境仍亟待探索。以下是XX分享的内容，欢迎阅读与借鉴。　　一、引言　　基层治理既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末端，也是群众工作的前线，各治理主体遵循特定的制度规则和程序，以合作、协商的方式持续推进公共利益的实现。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作为城市基层治理的基础单元，社区居委会与每一个市民的生活紧密相关。尤其是自疫情暴发以来，社区成为联防联控的第一线，作为外防输入、内防扩散最有效的防线，社区居委会愈发贴近每一个人的生活，而社区工作者在高强度的工作中表现出的奉献精神也令人民群众印象深刻。　　既有研究将上述高强度的工作归结为基层在“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结构下的必然结果：作为行政体制金字塔末端的基层在压力型体制下负担过重。一系列有关政策执行的研究展现了基层治理主体在“有限资源与海量任务”下的策略选择。这对于行政化倾向愈发严重的社区居委会也是如此。作为“政绩共同体”，社区承接街道办交付的各类任务，被当作国家治理真正的“最后一公里”。伴随城市基层治理的兴起与群众“办事不出社区”目标的提出，实现以服务群众为代表的社会治理目标成为社区居委会的重要任务，上级服务窗口逐渐下移，低保、就业等多项公共服务事项办理权限逐渐下沉，社区居委会承担的职能愈发繁杂。理论上，社区居委会应该比以前更忙。　　然而，调研发现，“某些”地区的部分社区居委会并未深陷工作的漩涡之中。事实上，这些社区居委会的工作人员经常有空闲时间到其他办公室闲聊家常（孩子的学习是永恒的话题），或者通过刷视频、追剧、玩一些简单的电脑游戏来打发时间。长期追踪调研发现，社区居委会并非“躺平”，而是“熟练地”应对上级下派的各项工作。为什么社区居委会在“有限资源与海量任务”下似乎游刃有余，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的足量空闲时间又该如何理解?既有研究还未为对此提供有效的解释。由此，需要进一步理清的研究问题是：社区居委会在“有限资源与海量任务”下遵循怎样的工作逻辑?这一工作逻辑是否呈现出规律性特征?这种规律与“忙”“闲”是否相关?这一可能的相关性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本研究将此类现象概括为“以闲养忙”，并尝试概括其背后的逻辑。“以闲养忙”表面上刻画了部分社区居委会忙闲交织的工作状态，实则展现了部分社区居委会“自主性”的治理术。虽然社区居委会长期处在“有限资源与海量任务”的矛盾之中，但所有基层工作者并非时刻忙于工作。社区居委会形成了应对“海量任务”的行动策略：以动员的逻辑执行上级交付且存在监督的重点任务，以打包的逻辑承担日常民生工作，以应付的逻辑应对上级交付的缺乏监督的重点任务以及其他任务。这些策略一方面源于行政体制金字塔末端的治理资源匮乏，另一方面源于上级对社区居委会行政管理的“失能”：上级不仅难以为社区居委会争取资源，还要向社区居委会下派更多任务。由于难以为社区居委会提供有效激励，“缺乏监督”成为上级提供的激励“替代”，这为社区居委会的自主性提供了制度空间。社区居委会得以采取上述行动策略执行任务，表现出“时而繁忙、时而清闲”的状态，而清闲则作为对组织超负荷运转的非正式报偿被保留下来，进而成为维持与凝聚社区居委会的重要替代。　　为进一步对上述解释提供支持，本研究选择x市x社区居委会作为研究对象。为更为深入地了解社区实际，研究团队从x年12月—x年8月追踪x社区工作，参与疫情防控、“创文”检查、疫苗注射、党建任务、网格化管理等工作，列席社区专题会议，获取了大量一手资料，并将访谈作为获取信息的补充渠道。本研究旨在通过长时间的跟踪调研理清社区居委会的工作内容与工作状态，聚焦社区居委会在具体工作任务中的行为以提炼该组织的运作逻辑，进而回应上述研究问题。本研究将从四个方面对上述内容进行论证：首先，综述有关基层社区组织以及基层治理的文献；其次，阐释社区居委会自主性的逻辑，阐述社区居委会的政策执行过程并剖析“以闲养忙”的意义；然后，以x社区居委会为案例展现前述的解释逻辑；最后，讨论“以闲养忙”对社区治理在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意义上的影响。　　二、文献综述　　基层社区组织始终处于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最前沿，面向群众、服务群众、管理群众。在广义上，基层社区组织是指在社区地域内面向居民开展工作、满足其需要的各种组织；而狭义的基层社区组织则指由社区及其居民组建并吸纳社区成员参与的以满足居民社会性需要和社区公共利益为目标的社会组织。本研究只考虑城市中有明确的组织建制与角色定位的正式组织，不考虑松散的、网状的、角色定位没有明文规定的非正式组织。我国城市的基层社区组织可分为党政组织（如社区党委）、自